端午节是为纪念愤而沉江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而设立的。屈原沉江后，百姓纷纷驱舟寻找他的尸体。后人将包好的粽子丢进汨罗江，为的是不让那些水生动物去侵扰屈原那伟岸的身躯。

说起屈原，人们就会想到两件事，一是他诗人的身份，二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但除此以外，还有些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事情：：

一、屈原的身份除了诗人，据很多学者考证，他还是个巫师，而且是个大巫师。

二、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但在屈原所处的时代，这天据考证却是楚国的鬼节，也是楚人祭拜舜帝的日子。屈原是特意选择这天沉江的。

三、中国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的，但是爱国主义精神最早并非起源于中原文化，而是产生于楚文化。

以上这些事情，都与屈原所处的楚文化有关。 

屈原为何是巫师？ 

在人类早期社会，巫术是普遍的信仰，世界上各个民族皆不例外。中原在商代时期的文明就是最为典型的巫术文明，甲骨文就是最有力的例证。甲骨文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

西周以后，中原文化从以巫术为特征的自然宗教，逐步发展到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伦理宗教。巫术虽未绝迹，但已同礼乐文化逐步分开。

但是直到秦汉前，楚文化却一直没有经历这样的转换。从楚国建立到灭亡这八百年里，楚文化一直是独立发展的，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小。当中原的理性精神逐渐突破鬼神迷信的束缚之时，楚人仍沉浸于原始宗教狂热之中。在楚国的巫术文化中，祭祀和卜筮是勾通人神的主要手段。《汉书·地理志下》论楚地之俗，就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历史学家范文澜把中原的礼乐文化称作“史官文化”，而把楚地的巫术文化称为“巫官文化”。

在楚国，巫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巫师有大小之分，民间的是小巫师，多为女性；在朝廷的则是大巫师，多为男性。大巫师往往被视为国宝。《国语·楚语下》里，楚国的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他，楚国有块叫白珩的玉佩，被视为国宝多少年了？王孙圉则回答：“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也就是说，真正被楚国视作第一国宝的是观射父这个人。观射父就是一位大巫师，是楚国杰出的宗教思想理论家。观射父既是大巫师，又任大夫之职，参与国事，也就是巫官。楚昭王有不明了的天地之事，都要向观射父请教。

在楚国，巫官一职是世代相袭的。屈原便出身于巫官世家，他的先祖屈重就是楚国的一位大巫师。屈原做过左徒和三闾大夫。据王逸《离骚序》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屈姓为楚国国姓之一，三闾大夫屈原职责就是掌管王族，教育王族子弟，相当于汉代宗正之职。在屈原被谗之前，深受楚怀王宠信，和观射父一样被视为国宝级人物。在屈原所作的《九歌》里分别祭祀了十位神祗，而祭祀是楚国巫术文化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所以屈原的许多作品被后人称作“巫祝之诗”。

屈原的巫师身份并未有损他的光辉形象，相反，包括观射父、屈原在内的大巫师们能利用自己深受楚国统治集团尊崇的身份，通过神祗对最高统治者进行告诫和规范。

经过多年的流放，屈原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从悲叹到绝望，已萌生了“忽乎吾将远行”的离世思想。在《离骚》中也两次说到要像彭咸（殷朝忠臣，因劝谏不成而投水自尽）那样沉江而死。此后在《思美人》、《悲回风》中同样多次提到彭咸。

屈原是个大巫师，也是个浪漫气质十分浓厚的诗人。他在《离骚》中宣称他是太阳神的后裔、日月之子、得天地正气的人。而舜帝正是楚人的太阳之神和光明之神。五月五日是楚国的鬼节，同样也是楚人祭拜舜帝的日子。屈原在溆浦创作《涉江》时，就想象自己跟随舜帝畅游昆仑瑶圃，“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有意在舜帝的祭日投汨罗江，或许是梦想与太阳融为一体，与心仪已久的舜帝以及彭咸等忠臣相聚一堂，去完成在人间无法实现的“美政”和“德政”。 

千年过去，农历五月五日早已不是鬼节和祭拜舜帝的日子，这一天已永远被屈原这位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鼻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所独享。

产生于楚文化的爱国主义 

谈及爱国主义，我们首先要厘清几个概念，那就是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所说的“国”和“天下”的含义。中国的版图虽然以中原为起点不断在扩大，但在先秦诸子的心目中，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就是大一统的天下。西周建立后分封天下，就有了数目众多的诸侯国。这些“国”是属于“天下”范围之内的。他们都在周天子的统治之下，都是同一个大家族中的成员。所以“治国、平天下”一语中，“天下”才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含义，而“国”却不是我们所说的主权国家，更像是现在的自治省，或美国联邦政府下的各个州。

东周时期，虽然周王室早已名存实亡，但由于长期的观念积淀，人们依然按照旧有模式看待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眼里，他们自己既是某一“国”的人，更是属于“天下”之人。所以，像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也就可以周游列国。儒家虽然讲君臣之义，但理论的基点是礼制，更多落脚在民本主义。在他们眼里，不论是哪个国家，只要能实施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就可以为那个国家服务。就像现在一样，公司多，打工者和老板双向选择，打工者这家不行跳槽到另一家。

所以，生活在中原各诸侯国里的人们心里，忠君爱国的观念不是没有，但普遍是比较淡漠的。但是屈原所在的楚国却不是这样，因为严格说来，楚国是自行发展起来的国家。

楚人所居住的地方是传说中被中原人称为“三苗”的蛮荒之地。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记载，荆楚的部落首领鬻熊就曾依附于周文王，《史记·楚世家》里也有鬻熊“子事文王”一说。但是当初周武王和周公分封天下时，并没有分封楚地，说明当时楚人很可能不在周朝的势力范围之内。

直到后来，楚人的首领“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虽然受封，但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熊绎只被封了子爵，在公、侯、伯、子、男爵位等级里，是很低的爵位，封地也不过五十里。周成王封熊绎，更像后世皇帝安抚边疆小部落的举动。

西周衰落后，楚国逐渐强大起来，楚君也慢慢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时期，楚君居然称起王来。按照周礼制，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后来其它诸侯国也有称王的，但基本都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

楚国在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时期迅速发展。《有度》里说，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后来做上了中原霸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见到周定王的使臣王孙满，竟问他象征周王室王权的九鼎的轻重，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原”一词的由来。说明楚王根本没有把周天子当做是天下共主。

即使在战国，楚国也是七雄中仅次于秦国的诸侯国，当时就有“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之说。直到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后期，也就是屈原生活的时代才开始衰落。

在楚国逐步扩张的过程中，由于楚人没有天下共主和民本主义的思想倾向，便逐渐形成了国家主义的崇拜意识。在思想上是国家利益至上，现实中表现为对民族主义的感情认同和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也就是忠君爱国。在楚人眼里，楚国是主权国家，楚王才是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

正因如此，当诸子百家或其他人才在游说或失意后转往他国时，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屈原在受到楚王和权贵的政治打击后，却感到无路可走，因为在他的心里，是不可能有背君叛国想法的，于是投身汨罗江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直到秦汉以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忠君爱国的思想才被统治者和儒家大为提倡，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如今物欲横流、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商品社会里，端午节在人们眼里就只剩下吃粽子、划龙舟了。很少有人联想到这个节日的由来，虽然很多人原本知道。同时，端午节和其它节日一样，也成为钱权交易的平台，原先喂王八的粽子现在成了喂另外一种“王八”的礼品。不由让人假设，当初被权贵陷害的屈原，如果今天知道自己的节日竟成为权贵的庆典，说不定又要愤而沉江了。

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公布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中国人急了。一边骂韩国人不要脸，一边在今年由湖北代表中国进行“端午申遗”。“端午申遗”当然很有意义，只是不知道目的到底是为了珍视传统文化，还是挽回面子的成分居多。

对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难道非要在失去了的时候我们才觉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