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连续感当中，您有没有在这个过程，觉得中国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解决？彻底解决它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去找到这条路？

许知远：可能在思维方式上，首先我们需要根除的一点，就是没有彻底的方法，就是我们20世纪的很多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很多的一些社会的很多症状，是因为我们想去寻找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想去找一个Shortcut的新社会，一个快捷键。

凤凰网：途径。

许知远：突然之间，通过快捷键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当有这样的这种快捷键或者说灵丹妙药，往往是一个骗人的，实际上是一个大力丸。可能孙先生当时想通过三民主义，就是简单化的方法嘛，共产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很简单化的方法，它可以给人所有的许诺，你都可以取得所有这样的一种，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实现，就像魔法师一样。但实际上我们所有栽的跟头，就因为魔法师栽的跟头，因为世界本身如此复杂，你怎么可能寻找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解决它呢？所有的问题都勾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片一片的来解决，就是局部局部的来解决。

凤凰网：你书里面提到了一些解决方案吗？

许知远：就是说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几个人，孙中山也好，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包括邓小平也好，他们都有自己对付的，一种解决方案，都是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其实孙中山的主要功业是在1911年之前建立的，1911年他有一个简单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认为只要把满族人赶走了，中国的各种问题都会解决，或者是传达给大家这种印象。

凤凰网：但是我了解这是阶段性任务，就是你必须要先达到各民族的平等，才能达到下一步的动作。

许知远：但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思维上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其实没有这样的，其实不能够这样说，我们是个人啊，就是说这种逻辑是错误的，比如说今天我干完这件事，我才能干另一件事情，因为世界的事情都是混杂在一起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我一刀切，我人生到了25岁干这个，35岁就干那个，不是这个样子，它们都是混在一起的，国家更是如此了。所以当阶段性的这种目标看起来似乎特别充满魅力，但有人会把问题简化，简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对问题缺乏了更深入的思考能力，反而容易充满了幻想，然后是幻想开始破灭。

凤凰网：但是你不可能要求这个社会当中，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多元的思考跟角度来看待问题。

许知远：当然不可能所有人，但是说社会要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思考，所以它变成一个多元的思考，也不是让你一个人干完所有的事情。比如孙中山他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个政治领导人嘛，但是要别的声音来补充他的声音。但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基本上这个政治人物的声音都占据一个主导的因素，没有补充他们或者抗衡他们的声音，相对少。所以就变成了，似乎好像总是单一的目标，就突然会变成整个国家的一个目标一样。

凤凰网：可是好像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吧，几千年的历史来都是如此，就是好像必须要找到一个单一、单纯的一个价值。就比如说我在大陆，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很多人都希望我看到这个问题，那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然后直接就说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许知远：放弃思考，放弃自我思考。

凤凰网：他只认可一个单一价值，比如说我可能会说，这个事情的答案不是只有“是”跟“非”，只有“黑”跟“白”，在黑跟白中间还有好多的过渡的，从深白、浅白，什么白一直到黑色。那么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对某些事情说我持保留意见，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你保留意见是什么意思？所以就会双方的人都觉得你是反对他，所以你持保留的意见。

许知远：就是非黑即白的嘛。

凤凰网：对，对，对，但是这个好像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来讲，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只是这一百多年。

许知远：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固化的早嘛，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固化的早，可能政治形态在秦汉的时候已经固化了，意识形态也在那个时候就固化了。所以某种意义上，以现实权力主导的价值观，其实是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的，跟这个现实权力不相符的价值观都是会被排斥到非常边缘的。

所以当时他们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单一思维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的某种观念太支配性了。所以共产党某种意义上也是过去的价值观的延续，之前可能某种意义上，尽管你说儒家它是一个更复杂的因素，但某种意义上，它的一些主要的分支和理论，支配着中国主要的思想。所以到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就取代了一个单一的儒家的思想，它完成一个嫁接的过程，这是连续性的表现，其实并不是一个突变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