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印象记

不知是哪位高人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策划了“保罗·克鲁格曼2009亚洲行”活动，内容为到北京、上海、台北、香港、首尔、东京、河内等城市进行热热闹闹的演讲和对话活动。我原本要参加三场，北京上海台北各一场。台北的活动系台湾《经济日报》邀请，因某种技术原因台北没有去成，最后只参加了5月10日晚央视和5月12日上海威斯汀大酒店的两场对话活动。

我早在2000年就翻译出版了克鲁格曼的著作《预期消退的年代》，那本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学术思想，只是克鲁格曼应《纽约时报》之邀写的一本评论美国经济政策的畅销书，写于1988年，以后又再版两次重印了多次。在翻译那本书时，我发现美国的第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序言中给克鲁格曼以极高的评价，说克鲁格曼是“一颗在世纪之交升起的经济学新星。”说到这里，我还要简单说一下萨缪尔森。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翻译的《经济学》这本世界最流行的教科书中初步了解了保罗·萨缪尔森的，后来发现，萨缪尔森是美国经济学大师中最乐于提携晚辈的一位，因为很多后起之秀写书后都请他写序。在斯蒂格利茨还未获奖时写的一本书的推荐语里，萨缪尔森只写了一句话“这小子比我聪明。”在默顿未获诺奖前写的《金融学》的序言中，萨缪尔森用幽默的笔调讲了一个故事：“警察局抓到一个银行抢劫犯，审讯时问‘你为什么抢银行？’抢劫犯斩钉截铁般回答‘因为那里有钱！’”萨缪尔森用这个故事解释为什么人们热衷写金融学教科书。当然，这还可用来解释为什么近些年诺贝尔奖得主都喜欢到中国来这个奇怪现象。萨缪尔森在给保罗·克鲁格曼《预期消退的年代》写的序言中还有更进一步的评价说“他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国际金融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专业本行，但现在这只是他众多研究领域中的极小部分——世界银行、IMF、日本银行以及波士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无一不涌动着他的智慧和思想”云云。是的，从2009年5月10日到13日，克鲁格曼也在中国再一次展现了他智慧和思想。

克鲁格曼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的本科，本科时期他没有在数学上下功夫，倒是非常喜欢历史。这种知识结构也给他的早期经济学研究生涯带来了一些威胁，直到他得到经济学克拉克奖时才找回了自信。不过在数理经济学家纵横跋扈的美国经济学界，也有许多人对克鲁格曼的作品及成果不以为然，认为他水平不太高。而克鲁格曼则率直任性我行我素。在9年前为那本译著《预期消退的年代》写译者序时，我查了一下保罗·克鲁格曼对自己的评价是“I’m brave and brazen.”。我理解他的意思，并将这句话翻译成了优雅的语句“我向来勇往直前，褒贬不惧。”实际上，brazen通常是指厚脸皮和厚颜无耻的意思，是个贬义词。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时，克鲁格曼在自己的博客上写的是“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funny thing”，有趣的事或搞笑的事，这个用词也许透露出克鲁格曼对自己的获奖颇感意外的心理。为什么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像克鲁格曼这样被誉为“大众经济学家”的学者能获奖呢？我想，这一结果或许表明，世界经济学界似乎正面临一个务实化的方向性调整，就像业务领域中的金融体系不能过多玩衍生产品玩玄的玩虚的玩谁也看不懂的那些东西而应当向“实际化”、为实体经济服务化方向发展一样。克鲁格曼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他的论文中也没有那么多令人目眩头晕的模型和数理推导。所有这些加上克鲁格曼历来的平易直率的语言风格，让这位诺奖得主更容易走近大众。

克鲁格曼刚到中国未倒时差也未怎么休息，当晚就赶到中央电视台制作《对话》节目。我是19：45分到节目现场的，在洗手间里看到了克鲁格曼，到拍摄现场后又看到前两排亦坐满了我不认识的人。从这些人的发言中得知，其中有卖茶叶的有盖房子的有开工厂的还有搞民间金融的。这些人个个充满自信，抢着提问题抢着表达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看法。我充满狐疑地问了坐在第二排的《华夏时报》总编水皮一句“这些人都是你请的吗？”这个私下问话似乎已表达了我对那个节目制作过程中低质量提问和无信息量发言的不满情绪，但当我在近三个小时后走出闷热的演播厅听到观众席上随我一起往外走的知情者说那些发言者是花了5万8千元买得一张荣尊席位的门票才得以坐在前两排并享有提问和发言权利的时候，我心里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人家毕竟是花了很多钱的呀，废话说点就说点呗。事实上，克鲁格曼这天晚上也没有说太多东西，我注意到：每当有参加对话的中国嘉宾讲话时间稍微长些时，克鲁格曼的两只大眼睛就在那里忽闪忽闪地慢眨像是在勉强支撑着不在台上在镜头前睡着的样子。

第二天即11号晚上，我又飞到上海，为了12号上午央视2套在上海威斯汀酒店与克鲁格曼制作另一期对话节目。

上海的这场对话节目比北京10晚上那场《对话》节目水平要高得多。首先克鲁格曼有一个50分钟左右的演讲，内容虽显粗浅但毕竟是诺奖得主对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看法。随后是台上对话，克鲁格曼以一敌三，好像一出三英战吕布，中方除我以外还有水皮和桂浩明。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这半天里表现出色，他不仅能以流畅的英语直接向克鲁格曼提一些质量很高的问题，而且还用自己所谓“挑动群众斗教授，挑动教授斗教授”的办法使整个会场气氛热烈紧张。我因为比克鲁格曼年长，对他的作品也比一般人熟悉，所以只要发现他讲话有什么不严密的之处就当场不客气地指出了。既没有1991年在北京科技会堂初次见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听他演讲时的那种景仰和崇敬的心态，也没有前几年几次听罗伯特·蒙代尔演讲时听到他喋喋不休地发表“中国应当怎么样怎么样”那种隔靴搔痒议论时的心理反感。我觉得，我对克鲁格曼的态度是一种源自本心的亲近感，是因为9年前就译过他的书？是因为在那本书的译者序里就说过他获诺奖只是时间问题？还是因为他坦白直率的文风和讲话风格？到底因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克鲁格曼是个质朴实在的人。早在克鲁格曼来中国前，我就在民生银行总行办公大楼的走廊上及其他一些地点看到了由民生银行零售业务部精心设计的“克鲁格曼中国周”宣传海报，其广告词赫然为“他为什么总是猜对？”然后将他称之为伟大的预言家。克鲁格曼看到这个海报后在博客里写道“很尴尬”。的的确确，据我所见，克鲁格曼并没有自吹自擂的任何表现，在对全球反危机前景进行预测时，他总是出言谨慎；在很多人争相向他提问中国经济问题时，他声称自己对中国问题没有很多的了解和研究。在我的印象里，本次中国之行中，克鲁格曼提到的有关中国的事不外以下几件：

1、中国不会成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救世主，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规模依然太小，远小于美国欧盟不说，就是和日本比也还差很多。

2、中国一方面声称美元有汇率下降的风险，另一方面又不断增持美国国债，这种行为让他看不懂。

3、他说，中国太大了，是不可冒犯的，在很多领域美国同中国是竞争者，但绝不是敌人。

4、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5、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巨额贸易盈余问题；二是贸易结构调整问题；三是保护环境和碳排放问题。

以上这些观点，似乎也毫无新奇和深奥之处，问题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同样的话，只要从外国专家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分量不一样；不管什么话，只要从诺奖得主的口中喷薄而出，就显得很轰动很有新闻及思想价值。怪不得曹操的大儿子曹丕早在他那篇著名的《典论论文》中就指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他真是太深刻了！（0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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