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报道，日前自杀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祖籍在中国浙江省东阳市，为东汉大儒卢植后人。卢武铉堪称是草窝裡飞出的金凤凰，他在一个被称作“即使乌鸦飞来也因没有食物而哭着飞回去”的贫穷村落一直生活到初中毕业，家境特别贫寒。为了获得奖学金以便继续升学，他报考了釜山商业高中。他白天上学，晚上打工，每天靠吃即食面度日。釜山商业高中成了卢武铉的最后学历，也使他成了韩国历任总统中学历最低的一位。

为摆脱贫困，卢武铉在家乡的山坡上亲自动手盖了一间小茅屋，一边四处打工一边埋头自学，备战司法考试。10年艰辛，卢武铉终于在自己的而立之年通过了韩国司法考试。翌年即1977年，卢武铉任大田市地方法院法官，1978年正式成为专业律师。1981年的一桩为穷苦人辩护的案件使其一跃成为着名的“人权律师”。卢武铉于1968年参军，服役34个月后退役。退役后回到家乡与权良淑开始恋爱，权良淑是同村的姑娘，这一婚事曾受到双方家长强烈反对。卢武铉的姐姐英玉回忆说，“权良淑十分傲气。武铉说是要‘征服她’。”

然而，最终还是权良淑“征服”了卢武铉，而贪欲却征服了权良淑。卢武铉为此送命。5月29日卢武铉下葬的这一天，权良淑在自己网站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写给丈夫的信》的文章。这封信写于2002年总统大选举行一个月时，权良淑在信中为当时身心疲惫的丈夫加油鼓劲。但是现在，这封信成为了一篇妻子悼念丈夫的“亡夫词”。

信中写道：“老公啊，你很疲惫吧？我一直以为你很坚强……但是现在你的眼眶里满是泪水。我在你身边的那些日子里，你曾说过所谓的政治，最终的意义是热爱国民并且带给他们希望。我再次意识到了即使很疲惫，你也一定要选择走上从政这条道路。”；“你曾经说过，如果当选总统需要抛弃妻子的话，那么宁可不要当总统。虽然你看起来有点执拗，但是面对你内心深沉的爱意。我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已经感动得热泪盈眶。”

卢武铉由于妻子涉及收贿丑闻，身心俱疲，跳崖了结一生，全球为之震撼。卢武铉在遗书里写道，“在遥远的未来，历史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历史如何评价，和今人关系似乎不很重要；今人要思考和反省的是，卢武铉的官德，对官场的启迪。

台湾《工商时报》社论认为，近半世纪以来，民主国家的官员，受金钱丑闻缠身的政治人物数不胜数，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艾斯特拉达先后被百万民众轰出总统府、前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狼狈逃出国会、前韩国总统全斗焕及卢泰愚前后锒铛入狱，皆与金钱有关。其中谢瓦尔德纳泽不仅是前苏联的著名外交家，也是以肃贪闻名的英雄。此外，这些年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印尼前总统瓦希德、泰国前总理他信、秘鲁前总统藤森及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等人，这些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年轻时皆有悲悯天下之心、经纶社稷之志，其中为数不少更是以清廉、肃贪扬名立万者，但在权力顶峰之际，终究难敌金钱的引诱而致声名狼籍。

英国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一诗写道，“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使错的变成对的，使懦夫变成勇士。啊！你这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亲生父子会被你离间，你勇敢的玛尔斯，你永远年轻韶秀。”玛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莎翁讽喻金钱是可爱的凶手、是战神，从近年各国政治人物因钱而道德溃败、因钱而结束政治生命看来，金钱正是谋杀从政者政治生命的凶手，摧毁他们道德防线的战神。

回想过去历史改朝换代，落难的君王总有囚徒的憾叹，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后写道，“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宋徽宗赵佶失去江山后也慨叹“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在帝国霸权的年代，下台君王这种囚徒的困境，并不令人意外。但民主政治制度，走下舞台的总统并不是失掉江山的君王，本不该有这种囚徒的困境；可是对金钱的贪婪，使得他们从下台的那一刻起，便注定面临囚徒的困境。

封建时代的君王被囚，是困于外敌的武力；而民主时代的元首被囚，却是困于金钱的诱惑。李煜、赵佶是胜利君王的囚徒，而藤森、陈水扁等人，却是人民权利的囚徒。正如卢武铉在自己所撰述的书里写道，“身为政府官员必须经常问自己：我现在是为谁、为什么而工作，最实际的作法就是倾听民众的心声。对于有信仰的人，会因‘神明在注视你’而有自我反省的动力，而政府官员则必须以‘人民在注视著你’自我惕厉。”可惜，他自己做到了自我惕厉，而夫人没有做到；他无能克服和改变夫人的贪欲，只好自杀。

卢武铉自杀，是觉得自己一生清廉，妻子却受贿，很对不起其选民、对不起国家。韩国人的民族性和日本人的民族性，在这一点有些类似。即服公职的人士，如果做了对不起人民大众和国家社会，责任心很重的人，往往会负起这样的责任，以自杀谢罪国人，以保持个人永远的人格和生命。在日本，政治家或大公司行号的负责人，不要说贪污，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因为其运作不当，使公司亏损很多钱时，觉得对不起公司而自杀者也不乏其人。

这是在西方国家绝对看不到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东方知廉耻之传统文化所使然。

卢武铉自杀前，在他的博客上写下一段话，说他已经没有资格再谈民主、进步、正义，他沉痛地向韩国民众说，“不要再和我一起陷入这个泥淖，你们抛弃卢武铉吧！”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说，马英九日前接受访问时开宗明义以《论语》“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说明他的为政理念，他把《论语》当做案头书，访谈中反覆念诵多个篇章，强调孔夫子论学评政中，除了“仁”，谈得最多的就是“正”。社论说，以清廉形象登台的卢武铉，因妻子贪污而自杀谢罪收场，不能不说是民主的悲哀。对比台湾，仍陷在扁政府铺天盖地的弊案阴影中，波及层面大到难以想像，扁家人与亲信直接涉入者不说，从军到政，甚至民间企业都有扁家人亲信贪污的影子，而陈水扁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社论说，马英九再三强调他肃贪的决心，他不会不知道可能引发的社会、政治效应，正负都可能超乎他的负荷。当年，他担任“法务部长”，为了查贿肃贪，与当局不合，最后去职转任“政务委员”，但是，整饬政风的意念从未自他的脑海里消失。过去八年，政治领导圈中充斥法律人，偏偏当权者却是最会钻法律漏洞的政客，让全民对法治主义失去信心。

但马英九同样是法律人，他知道法律与制度的重要，即使被外界讥评为“龟毛”，依旧不改其志，就是依法而行。他的坚持从拒见卷入军中买官疑云的“前参谋总长”霍守业，可见一斑。霍守业是马英九就任后要留任的将官，对霍的忠诚专业迄今不疑，霍甚至亲致信函，交代疑点，马英九仍婉拒见他，马英九的说法是，“|既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由我讲什么话，一切交由司法调查。”上位者不涉入任何个案，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即使是好友、亲信，但一旦被发现有贪污腐败嫌疑，马英九连见都不愿意见，其官德可见；这与大陆官场官官相护、说情掩盖等风气相比，不禁令人唏嘘。

社论表示，无可讳言，八年、甚至十多年的积弊，一旦雷厉风行开始查办，难免掀起政治风暴，以军中爆出的买官疑云而言，过去八年时有所闻，不论是中间人或关系人，言者活灵活现，偏偏没人敢办，此时爆出大弊案，让八年来晋升的将官无一幸免，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这对军中士气与“国军”形象当然是重大打击，但是，不能因为担心“国军”士气就不查办到底，毕竟不能让将官们永远承担外界怀疑的眼光，彻查、速查，是还给“国军”形象与公道的唯一办法。

社论说，看尽扁政府八年乱象，台湾民众的要求不多，只希望“国家元首”是一个不滥权、不索利的正人君子，发挥风行草偃之效，重建民众对清廉效能政府的信心。权力使人腐化，前车之鉴累累，以“正”自勉的马英九，必须时刻不忘今日之言，以此惕励，名副其实地做到“子率以正”，才能不负选民对他的信赖与付托。

然而，卢武铉自杀后，大陆的“人民网”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卢武铉的死绝非韩国反腐制度的胜利，而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该文章说出三大理由。

首先，一个制度是否是好的，不应该看其事后的惩戒力度，而要看其能否起到预防的作用，卢武铉乃是打着“创造新政治生活”的旗号走上总统位置的，但平民出身的卢武铉却依旧无法抵制官场的腐化，最终卷入了腐败的漩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化。这恰恰卢武铉的真实写照。韩国长期积累的官商勾结的恶习，让腐败变成了家常便饭，卢武铉只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已，根本就是落后的反腐制度的牺牲品!又如何能因为其自杀就认为韩国反腐制度胜利了? 其次，一个先进的制度不仅仅要保护遵守制度的好人，也要能够充分保护不遵守制度的坏人的基本权利。卢武铉目前尚处在被调查的阶段，那么，他就理所当然有生存这一基本的人身权利，他的自杀，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媒体赋予的强大压力所致。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犯了法就认识他自杀是应该的。卢武铉该不该死，应该交给法律来决定，这是最基本的法制原则。让卢武铉在接受法制制裁之前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并且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应该看作是法制原则没有贯彻的表现。同样，对于我国的贪污官员，我们更期待的是他们能够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不是选择自杀。最后，不能忽视的是，鉴于卢武铉的自杀，韩国政府已经决定撤销对其起诉，并决定对其采用国葬。这样一来，不仅仅是让一起贪污腐败案在不该划句号之前划上了句号，而且还容易产生引导受贿官员通过自杀来寻求一了百了之意，又应该算是反腐制度的一种缺失。

当然，“人民网”发表的文章也是对官场道德的考问。不过，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在这里，倒用不着笔者说明。

“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固可畏也”，卢武铉到此生的最后一刻仍想着历史的评价，良有以也。虽然金钱的诱惑是如此巨大，但从政者不应忘记身为公仆的初心，由卢武铉的人生际遇可以明白，政治人物一生清誉可以在旦夕之间毁灭殆尽，踏错一步即无回头的余地，若不临渊履薄，再清廉的人都有可能犯错。

今天，台面上所有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也当更为儆醒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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