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是应厦门双十中学之请，为纪念母校九十周年的一篇约稿。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于2009年6月1日全文刊登。转载如下，作为对一段被刻意遗忘和掩饰历史的追忆与追思。

   请给我们留一处记忆断墙
      杨锦麟
   多少年来，一直找不到自己初中毕业证书。
   四十年前，也就是即将上山下乡之前，学校给每一个同学发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和现在任何一种毕业证书不一样的是，它几乎就是一张奖状，依稀记得证书上的字，上端将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一字不漏写上，底下是一行字，意思是某同学已经初中毕业等等，落款似乎是第八中学革命委员会，是否还有什么人的具体落款，实在记不得了。
这张类似奖状的毕业证书，是我和双十中学结缘的一个历史见证，也是经历了一个荒谬绝伦年代之后的休止符。
    至今还依稀记得，从学校取回初中毕业生证书之后，它实在太像奖状了，便随手将它贴在家里饭厅的墙壁之上，百年老屋那面斑驳的墙上，因为张贴了一点艳艳红色，多了一点生气，但它究竟什么时候消失在墙上，消失在记忆中，印象已经模糊。
    我这一生最短学历的凭证究竟丢失在哪里呢？
   时隔四十年之后的2009年早春三月某日， 突然接到庄振典学长的电话，他说，双十中学九十周年，学校希望我能写一点文字，题目据说已经定好：我和双十中学一起成长。老大哥说话了，不好推辞，但贸然应承之后，却让我很是为难。
   不日，潘世墨学兄发来短讯，叮嘱双十约稿，允诺为好。
   答曰：一生最短的学历，正发愁不知从何处下笔。
   世墨兄即刻回复：学历虽短，却是一生最独特，空前绝后的经历。
   答曰：那就你这句话破题吧。
   空前绝后肯定不敢妄论，但绝对属于独特。和我一样经历的，还有同年级七个班，将近四百名同学，如果在加上所有老三届的学长，那老三届初，高中六届的同辈人，应该在近千人左右。
   和现在更年轻的学弟学妹相比，我这一生，读书真的不多，双十中学的初一年学历，恰恰是这辈子最短的学历，扣除寒暑假和法定节日，严格意义上，初一年其实只读了不到八个月时间。如果再加上两次到郊区下乡学农，认真算将起来，恐怕连八个月时间都没有。
   这样的学历，如何能充当双十校友？又如何能做好命题作文：我和双十中学一起成长呢？
   依然费尽踌躇。
   看来，难以寻觅的并不止那一纸初中毕业证书。
  1969年9月5日下乡武平之后，再度回到母校是1979年初春，恢复高考之后的复习课，记忆中上过王若畏老师的地理课，吴瑞雪老师的生物课，教室都在初一年生物课的教室里，教室里几乎找不到座位，大家都站立着，踮起脚尖，引颈聆听老师的考试辅导，正儿八经上课的那会儿，都没有这样的投入和认真，那些教室和楼房都还在吗？
    几经周折，获得高考资格之后那二十天紧张复习的日子，多半也是在母校的课室和操场上渡过的。大操场和食堂之间的那一排凤凰树下，是每天清晨朗读背诵复习提纲的地点，和平楼靠山那一侧莲雾树，是不是也在这些年的校园重建中被砍掉了呢？
    参加高考的试场也设在母校的建设楼，记得考场是建设楼二楼左拐的第一间教室，印象中应该是那时初二五班的课室，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一场考试，居然和母校息息相关，这也是挥之不去的缘分？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母校。多年未曾返回故乡，偶然回乡省亲，路过母校，却发现面目全非，镇海路拓宽之后，学校的围墙拆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教学楼也拆了，我们记忆中最熟悉的地表建筑几乎都拆光了。
    顿时有很多的失落。
   举行初一年的入学式的团结楼礼堂，先后成为初一七班教室的和平楼104，204，教学大楼207，连曾经的团结楼，和平楼，建设楼，教学大楼，红旗堂，甚至在教学大楼背后靠山的那一排教研室的平房，今天已不复存在，后山的音乐室，美术室，靠近第一医院操场的体育室，都被簇新的建筑物所取代，阿财伯的传达室，还有传达室旁的图书馆，据说那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地点，文革十年内乱，那里曾经是蹂躏李永裕校长和一众“牛鬼蛇神”的“问刑室”，学校的牛棚就设在建设楼一楼的三间教室里，这一切足以刻骨铭心的地标，全部被拆除重建，四十年前的记忆，几乎再也找不到可以恢复我们这辈人记忆的点滴凭借。
就和我那张消失已久的初中毕业生证书一样。

    我进入母校读书的那几个年头，双十中学早已经改了校名，第八中学是它九十年历史另一个别称。
     双十中学九十年历史，除去前三十年的风雨如盘岁月，后六十年校史最黑暗的时期，最不堪回首，最需要后来者永远铭记的那一页，就是我们这一辈人（老三届）所见证和经历的1966-1969年，那十年，是共和国之大不幸，中华民族之大不幸，双十中学之大不幸，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大不幸，我们的大不幸就在于目睹和参与了那一场浩劫，而发生在母校的那一场灭绝人伦的政治悲剧，几乎可以说是整个福建，甚至于全国范围内，都堪称典型，堪称令人发指，它不仅让双十中学九十年的历史多了极为不堪的一页，即使将所有双十中学曾经的建筑物都拆除重建，也无法抹去那一段刻骨铭心，足以为后人警示和戒惕的记忆。
    至今我仍然纳闷，为什么就不能给那一段历史留下一点记忆的见证呢？
    去年回家探亲，兄弟姐妹们坐在一起唠家常，我再次提到自己怎么也找不着初中毕业生证书的事，妹妹却记得了，她说，就在我下乡即将启程的那一刻，我突然一把扯下墙上那张初中毕业证书，说了一句，什么初中毕业，不就是一纸要你上山下乡当农民的通知书吗，书没读几个月，留着它，有何用处，一把火烧得了。
   我这才勉强忆及，一把塞进灶炉里，就是我那张初中毕业生证书的归宿。
    或许可以一把火处理了自己名不副实的初中毕业证书，却无法用一把火烧毁或泯灭我们有意无意丢失或遗弃的记忆。
和其它民族不一样的是，我们似乎更善于选择性遗忘，我们的历史总会留下很多空白，选择性遗忘固然可以自我麻醉我们的政治神经，但也必然给我们的后人留下更多得遗缺和空白，历史总会证明，填补那些遗缺和空白的，极有可能是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总是着意去凸显时代主旋律曲调的美好，却刻意忽略了悲怆和浸透血和泪的音符。这样的民族，又如何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如何能向世人证明，我们的心智已经成熟？
     在隆重纪念母校九十周年大庆之际，也给双十中学那一段无法抹去的屈辱历史留一点什么吧！
     哪怕只是留下一面能见证历史悲剧的断壁残墙。

                    写于四川汶川县映秀镇板房区
                                           512大地震周年采访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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