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只有一条路，也不只有两条路，而在某些人眼中却是只有偏激和斗争，好像外交上的冷战思想，或者是好斗的公鸡和蛐蛐，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和右派都是偏执狂，也都是潜在的“折腾”中国的“地震源”！

人民要掌握自己的路，要善待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任何极端思想煽动，既反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右”，也反对以任何理由阻碍民主的“左”，反对非“左”即“右”，反对东风、西风的简单两分法和对立斗争思维。

世界上最和谐的国家，没有极端思想；次等的和谐国家，有极端思维，但人们在总体上有所警惕，不使滋蔓成势，煽动为祸。

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建成最和谐国家的强大经济基础，退而求其次，人民可以利用“右”来要求自由民主，利用“左”来要求人权平等，但大的方向必须统一于适合中国的民主。

我所要说明的是，对民主，我们不要争论空洞的概念或好坏，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比如：社会福利保障、公正的司法救济、政府预算公开（制约公款出国、公车、吃喝，增进人民福祉的根本途径）、依法问责等等。

我所要补充的是，中国从建国前到建国后，真正为祸的主要是“极左”，尤其是建国后，甚至很多“右派”本身都是“左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了1957年，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并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

1957年6月29日，毛估计需要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为4千人，但只过了10天，新的估计就翻了一番。到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6万2千多人。会上估计全国有右派15万人，而到运动结束，共划55万人，又多出40万人。反右斗争“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回顾》，第619-620页）。

“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回顾》，第621-622页）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告诫我们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哈哈，任何乐于生活的正常人都应该讨厌讨论这种无聊的问题，我在这里讨论是为更多地消灭它们：人民不要为任何空洞的思想、理论、学说本身而斗争，要为自己的生活和权利而斗争！也许人类中的智者还要为真理而斗争，但不要以任何超出自己之外的普通人的利益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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