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奇迹会昙花一现吗

     两则毫不相干的消息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一则是美国财长访华保障在中国在美投资安全，一则是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罗奇对中国经济再次上演奇迹的怀疑。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以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的身份抵达中国，开始就任财长以来的首次访华。美国财政部一名高官上周表示，盖特纳将向中国保证，维护中国在美投资的安全性。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日前撰文《中国增长模式缺陷》，其主旨是中国所依赖的外向型增长模式正在成为其发展中的障碍，因为这次危机不比1998年和2001年的那两次危机，这次危机的背景是“美国消费者刚刚开始一个为期数年的私人消费收缩期，中国最后可能会对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大失所望。正如1997年－1998年和2000年－2001年那两次一样，中国目前的刺激战略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快速复苏。虽然这一战略以前曾经行之有效，但是在当今这个被危机撕得四分五裂的后泡沫世界里，很有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最后得出，中国的奇迹可能会是昙花一现。

这两则消息共同指向“中国外向型的增长模式的缺陷”，美财长确保中国对美要有信心，实质上是鼓励中国继续坚持开放的道路，但罗奇认为，中国要改变外向型的增长模式，否则，奇迹难续。

对于罗奇的怀疑，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待？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的指出，要改变过度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它曾经给我们带来了财富和荣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研究人员的计算，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开始，20年来，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翻了8倍。这是亚洲其他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的可比较阶段所获成就的二到三倍。罗奇更是分外强调，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一步增加了这一赌注：其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20％增加到了2007年的36％。作为世界最大的开放型发展中经济体——2007年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65％——中国不能指望在这场全球经济冲击中得到特别优待。

但是，对待一个问题不能太过。实质上，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外向型导向的经济增长路径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中国人的视域，进而扭转了中国人的一些古老的观念。事实上，由于历史上中国文明的强盛，导致国人习惯于向内看的思维习惯，以至于等到鸦片战争开战后，我们的皇帝和大臣还不知道英吉利在哪个地方。这样习惯性的内视视域，限制了国人的经济发展思路。30年前，中国主动打开了国门，国人的视域一下子扩散到整个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打开的不仅仅是一扇国门，更重要的是打开了我们自己的心门。国人在90年代大势复制日韩经济腾飞的模式，创造性的注入中国的元素，进而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腾飞，而且，中国人的思维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彻底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选择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因为我们曾经失去了太多与世界齐飞的机遇，我们太想抓住这次机会实现我们自己的转型。

因此，这是我们选择走过的道路，整体上来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无论走任何道路，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障碍，关键看我们怎么逾越这些障碍。现在我们正在逐步转向内需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在我看来，中国要实现这个华丽转身，至少需要克服两大困难：

第一，克服畸形的储蓄模式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只生产不消费，经济就无法实现循环。我国现在的储蓄率太高，以至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缺少消费拉动，导致中国依赖外需才能消化经济增长生产的产能。导致我们的储蓄率过高有一个基础性的背景因素，那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急需要发展。国人有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或者养老只需的习惯，这里也是与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有关，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敢于消费。可喜的是。中央现在正在加速社保机制的完善。

另外，我们传统重储蓄，轻消费的观念也阻碍内需的形成。这里需要厘清的是，重视消费不是浪费，浪费是对生产的极大不尊重，但消费却是生产的目的。因此，我们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提倡消费已经成为事关经济发展的大事情。 

其三，我们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偏高，很多人不得不把钱存在银行，等孩子上大学用，万一生大病也需要一大笔钱。以前是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能够照顾亲戚与邻居，现在是大学生上学亲戚邻居都害怕。成本太高，收效又低。这样恐怕会阻隔我们的智力资源的开发，创新基数下降。至于医疗，现在国家正在搞医保，渐进式的提高让老百姓敢于把消费真正用到扩大再生产方面，而不是因为这些需求而压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需求。

第二，城市化进程遭遇既定阻力。城市化进程的阻力关键在户籍制度的障碍，还有就是人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道德性压力导致城市化进程放缓。罗奇指出，除了基础设施支撑政策，北京这次还对纺织、钢铁、装备制造、轻工业、物流等出口行业提供支持，作为最近宣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一部分。同时，它还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为出口商提供支持。这些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广泛刺激政策，与此前的反周期稳定措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罗奇的指出的这些问题，很可能是产能过剩而没有外需，难以实现像1998年那样的效果。我们可以对罗奇的观点给予适度的质疑，但我国确实在外需锐减的情况下，产能过剩非常沉重，高速度生产机器在需求锐减的背景下，突然失衡，甩出很多劳动者，失业率不容乐观。房地产市场的库存最近得到了缓解。通过城市化释放大量的需求，驱逐经济低迷的阴影，是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一个能选择的路径。中国现在达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已进入到了所谓的一个城市化的加速期和自我选择的时间窗,必须要选择城市化模式了。这个时候，像开放那样，好时机要抓住，不容错过，错过之后，以后再也难以碰到这样的良机了。

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把农民工当成盲流，但是，现在农民工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也是城市的主人，很多早期的农民已经成为大企业家，成了城里人，而且，我们的城市也正在接纳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诱发了社会的巨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化的兴起，使得改革以前处于隐性失业的农民真正的走出土地，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由于对外开放的初始动力触发了中国要素的一连串反应，内地和沿海城市开始扩大，逐步有能力接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但一纸户口阻碍了要素的流动，缓冲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是时候对之进行变革以便触动一连串的内需了。

但是，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难以启动内需，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这种“二元’特征的经济是产能过剩、内需不振的基础。在城市化加速的宏大叙事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会寻找到新的平衡点。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虽然要转变过分依赖外需拉动增长的模式，并不是要否定外需拉动型的增长，而是要对过分依赖外需的模式进行技术性修正。

    罗奇最后的结论是“这正好凸显了最大的危险——中国在新发现的依赖外部需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忽略了危机后世界长期存在的各种严重缺陷。如果它不能使它业已失衡的经济实现再平衡，那么中国的高压攻势可能成为令人吃惊的昙花一现”。行文至此，我们只要克服内需不振的根源性问题，所谓的昙花一现的论调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