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的比较。

中国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23倍，农用地面积是印度3.06倍，耕地面积是印度的88.2%，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1.35倍，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6.16倍，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55倍，森林蓄积量是印度的3.09倍，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2.13倍，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48倍，矿产资源是印度的4.24倍。

中国人口是印度1.19倍，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森林蓄积量是印度的2.53倍，人均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1.74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

印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中国的1/2，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有中国的1/3，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比中国高。

中国媒体宣称，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其中之一就是印度不能像中国这样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印度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在精英的建议下，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生育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执行计划生育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普通人的感性常识比精英的理性思维更合理。

7、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

从上面分析可见，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中东阿拉伯国家拥有全球石油的60%，但是社会发展水平并不高，比如沙特拥有全球1/4的石油资源，而以色列却一滴油也没有，其他资源就更缺乏，但是沙特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只有0.772（与中国相当），而以色列高达0.915，沙特的人均GDP只有以色列的1/2左右，失业率也远比以色列要高。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但日本2003年的HDI高达0.943，俄罗斯只有0.795，日本2005年人均GDP为$36563，而俄罗斯只有$5174，并且俄罗斯失业率差不多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十九世纪初占全球人口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5%，再下降到现在的20%，不久将下降到15%。就是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近两百年时间内下降一半。意味着中国人均资料相对世界平均水平是升高了一倍。就是说两百年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世界平均是最少的，但那个时期中国确是乾隆盛世，不论从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来看都算世界强国。现在中国人均相对资源提高了，但相对国力和相对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我们现在说“中国用7%耕地养活世界上20%以上人口”，那么乾隆时期 “中国是以7%耕地养活了世界上40%的人口”，那个时候中国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低。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美国对石油的依赖度高达50%，日本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度就更不用说了。资源消费大国实施资源全球化战略是其必然选择。但是重要的是如何使我们手中的优势资源能够换到更多的需要进口的资源。

邓小平曾以“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句话来看待我们自己拥有的宝贵矿产资源。但是，我国有色优势矿产大都以低价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不仅造成大量有色矿产资源低效使用，而且使我国在对外出口上屡遭反倾销。一方面我们用“黄金价钱”高价买回国内短缺的石油、铜、铝、铅、锌等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却在用“土价钱”低价出售别国短缺的钨、镁、稀土等优势矿产[15]。以这种“贵买贱卖”的方式对待资源，中国能不缺资源？

其实，中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是人口资源，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经济的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

中国在以“土价钱”贱卖我们的稀土资源，以更低的价格在贱卖我们的劳动力资源（国际社会并不领情，一再要求中国增加工人工资、将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是廉价地挥霍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却又限制劳动力资源的更新，中国今后凭什么发展？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计划生育是舍本求末。只要做到“以人为本”，人类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将逐一得到解决，才能“可持续发展”。人口增加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非资源”变为新资源，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将“非自愿”变为“资源”的过程。比如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大致经历了柴草，煤炭，石油三个能源时期。在柴草时代，主要是借用兽力、风力（风车）、水力（水车）；1765年英国人瓦特的蒸汽机的发明，使得昔日的几乎是“非资源” 的煤炭一跃而成为人类主要能源，成为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开发的原动力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石油化工业的产生，“非资源”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总体来说，人类花费在能源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断减少的。在柴草时代，90%的家庭几乎每天都需要花费时间在能源上面；而在煤炭、石油时代，人们只需要花费很少一部分收入就可以购买所需能源。今后能源占收入的比例将更加下降。能源的每一次突破，都导致人类生活水平的质的提高。

目前看起来，好像能源问题很大，但只是暂时的问题，并且中国因为有丰富的煤炭（还足以使用上百年）和水电资源，能够熬过去，并且不可能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中国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也要到2046年才能降低到7亿，但那个时候妇女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中华民族也将灭绝了，而那个时候能源已经不是问题了。几十年后，随着核聚变[16]、太阳能 [17]、氢能、生物质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洋温差能和盐度差能、冰能、反物质能等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18]，人类将进入一个廉价而无限能源时代。能源问题一旦解决，其他问题如水资源问题（水的回收、净化、循环，水的转移等）、粮食问题（能源低廉后，人工光源可以使得今后耕地完全在高层大厦室内，大大减少耕地需要的土地面积和水的使用量；能源低廉后，肥料也不是问题，生物质肥料可以提供有机肥）、环境问题（目前因为煤炭和石油释放的污染占很大比例）等也就能得以解决或缓解。

8、影响粮食安全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于1994年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 ～10期）上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引起很大轰动。布朗比较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工业化过程，认为中国工业化过程会因为耕地减少而导致粮食短缺。很多人将布朗的预测看成是对中国人口问题敲响了警钟，认为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就必须限制人口，继续计划生育。布朗的预测时间跨度40年：1900～2030 。过去的15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布朗的预测是错误的。李振声院士已经用事实反驳了布朗观点[19]。

布朗先生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是非常站不住脚的，他说，看看中国前40年的人口增长的数量，就可让其后40年的人口增长数量之巨大变得非常清楚了。1950～1990年，中国人口增加了5.71亿；考虑到一定时期后人口增长会减缓的因素，预计1990～2030年将增加4.9亿或更多。中国人口1990年11.43亿，依照布朗先生的预测，中国人口2000年13.07亿，10年增加1.63亿，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43亿，10年只增加1亿，比布朗的预测少40%。布朗说到2017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2045达到16.6亿。其实既是中国1980年就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数量才能勉强达到布朗的预测数字（而要达到这个数字，中国粮食就更没有问题了）。

布朗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年均耕地减少1.2%的事实为依据，预测中国的人均耕地将从1990年的0.08公顷（1.2亩）下降到2030年的0.03公顷（0.45亩），前景让人十分担忧。中国耕地会减少一半。布朗采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传统耕地面积，这些数据比后来用卫星遥感测量的耕地面积严重偏小。根据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中国耕地面积1.43亿公顷，以1990年人口计算是人均0.125公顷，而不是布朗所认为的0.08公顷。

近几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主要是因为政府要求生态退耕，例如，2002、2003和2004年生态退耕面积分别占净减少面积的84.5%、88.2%和91.6%。减少耕地面积中只有一少部分属于工业和交通等用地。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工业和交通用地占用耕地，影响粮食安全，是因为这些地区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比例太低。比如日本和韩国农业用地分别只占国土面积的14.2%和19.6%，而中国农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9.4%。中国工业化后占用农业用地比例将远远低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并且日本等地区耕地减少也并不全是因为工业化占用耕地，而是因为国际粮食价格，没有足够的人力从事农业，这些地区森林覆盖率不断增加就是明证，以前很好的良田都转为森林。

就是说，布朗所说的工业和交通占用耕地将造成中国耕地减少而导致中国粮食不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979年改革开放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国家粮食统购价格提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1980年到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形势下，1985年开始采取了抑制粮食生产的政策，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粮食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加上不少地区取消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农业投资降低（农用工业投资比重由1952—1980年占4.2%下降到“六五”期间的1.3%；很多行之有效的增产粮食技术由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问题，未能及时推广），挫伤了粮食主产区和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致使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198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是1984年的水平。1990年以后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从投入、资金及政策方面采取多种办法鼓励粮食生产的发展，中国粮食生产摆脱停滞下滑趋势，1998年达到5.12亿吨（主要是单产增加所致，因为1980年以来粮食播种面积还略有下降）。粮食供过于求，买不出去，国家仓库爆满。国家领导人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朱镕基总理宣称“中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出现了连续的滑坡，而且是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量的全面下降。到2003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1亿吨。中国近年来粮食生产下降的本质原因的粮食生产经济效益的急剧减少。农民出售粮食的平均价格从1995年以来连续多年的下滑，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大。全国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1995年为1.50元公斤，但到2000年已下降到不足1元/公斤，下降了36%。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又持续上涨。1995年粮食生产的净产值达到5700元/公顷，但随后几年一直快速减少，到2000年只为2900元/公顷[20]。2004年政府重新将中央“一号文件”恢复到农业问题，增加农产品价格，取消农业税，粮食产量又恢复性增加，2005年粮食产量增加到4.84亿吨，粮食种植面积也所有增加。可见影响粮食产量的是农业政策而不是人均耕地。

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今后，绿色、白色、蓝色三色农业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21]。

绿色生态农业是以绿色植物借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生产食品的农业。目前中国耕地利用并不充分，我国尚有2/3左右的耕地为中低产田，吨粮田的创始人之一的北农大王树安教授认为，农业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尚有很大提高潜力。抓好优质高产品种、地膜覆盖、配方施肥、旱作农业、节水灌溉、模式化栽培、中低产田改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副产品贮藏保鲜、农产品深加工、蔬菜等反季节栽培等推广项目，我国绿色生态农业还大有潜力。中国60亿亩草原对目前粮食贡献度还很低，潜力巨大。

白色工程农业是以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为基础，由于它是在高度洁净的工厂内进行生产，人人都将穿戴白色工作服从事劳动，所以形象化地称之为“白色工程农业”。微生物生产的蛋白质比一般植物蛋白质质量高，有些营养价值甚至超过动物蛋白。我国可用于微生物单细胞蛋白生产的资源十分丰富。比如我国农作物秸秆每年约有5亿吨，如用1亿吨通过微生物发酵变成饲料，则可得相当于400亿公斤的饲料粮，是我国每年饲料用粮的50％。一座年产10万吨单细胞蛋白质的微生物工厂，能生产出相当于180万亩耕地生产的大豆蛋白，或3亿亩草原养牛所生产的动物的蛋白质。近年来，我国还已生产出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兽药抗生素、疫苗、生长调节剂等。

蓝色农业向大海要粮。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海洋农牧化的潜力也很大。我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仅大陆海岸线200米内的近海可开发利用的至少就有22亿亩。据目前研究测算，两亩近海面积可与陆地一亩良田相当，这11亿亩蓝色良田正等待我们去开发利用。

适当保护耕地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祖辈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开垦耕地，在农业新技术还没有大规模应用之前贸然浪费是不应该的，因此退耕还林要慎重，并且除了耕地外，今后很多生态农业都需要土地的（比如生态能源）。但是也没有必要反应过度，适当的工业用地是必要的，不要影响工业化进程。

可见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根本不是问题。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农业人口的不足可能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因为工业化，城市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农村劳动人口，但是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将造成今后农村种地的人口过度减少，并且农村种地的人口结构畸形（青壮年比例太少），造成农业生产效率的降低。今后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不是农用地的减少，而是种地的青壮年农民过度减少，无人种地。

2005年日本、韩国、台湾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别只占总人口的2.4%、3.2%、2.8%。由于日本等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只有40%，意味着日本100个人口的粮食中，40个人的粮食是由2.4个日本农民提供的（每个农民养活16.7个人；美国农民效率就更高；由于人均农用地资源的因素，中国今后效率将介入日本和美国之间），还有60个人的粮食是进口的。日本进口粮食并不是耕地不够，而是受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

日本国家小，不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就必须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保证粮食自给，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广袤的农业用地，否则将是巨大的损失。并且今后国际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可能会调整，生态农业的比例将会增加（比如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塑料等都需要劳动力）。城市化在吸取劳动力的时候，也要注意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和知识结构，要是都是老弱病残的人在种地，今后就会面临粮食问题。

要是1980年中国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的话，到203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比实际增加2亿多，这2亿多人口只要有1/5从事农业生产，足以养活全国所有人口一大半。

9、计划生育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

2005年的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49%（总人口的29.7%）、22%、29%，相当于日本1950年、韩国1970年的情况。日本1980年第一产业人口降低到10.4%， 韩国1995年第一产业人口降低到12.5% [22]。22005年日本、韩国、台湾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别占总劳动力的4.6%、6.4%、6%，分别占总人口的2.4%、3.2%、2.8%。这三个地区目前工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30%(全国总人口的15%左右)，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65%(占全国总人口的32%左右)。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没有日本、韩国、台湾那样顺利，因为中国的老年化将拖后腿，中国没有当年这些地区那么好的人口结构。以韩国为例，据韩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公布的数字，该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2000年为7.3%（中国同样的水平），2019年将达到14%，到2026年时将超过20%。我们以韩国人口结构为“理想状态”。

要是期望30年后中国到达韩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今后人口情况如何？

根据国家计生委2003年预测，2035年中国65岁老年人口将达到2.92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的话，中国2035年总人口可达到14.49亿，老年化比例为20.1%，而依照“理想状态”，老年人只应该在1.058亿，就是说到时候中国老年人比“理想状态”多1.862亿。而要使继续计划生育的话，中国2035年人口只有12.54亿，老年化比例高达23.3%，而依照“理想状态”，老年人只应该在0.916亿，就是说到时候中国老年人比“理想状态”多2亿。

换句话说，中国要背负着2.92亿老年人口进入城市化。一方面是要养活这么多老人，客观上需要增加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这是刚性需求），另一方面是农村老年人需要照顾，阻碍了他们的子女进城。此外，中国不可能像日本、韩国一样大量进口粮食，需要留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结果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乏力，第三产业人口比例太低，城市化进程延迟。一方面是民工荒，一方面是粮食荒，国家领导将面临艰难的决策。

10、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

198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其实代表着舍本求末的发展思路，在这种思路下，必然忽视人的因素，而导致粗放式的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资料：2003年我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4％，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 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占世界总量的7．4％，钢铁占27％，煤炭占31％，氧化铝为25%，水泥占40％。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1/32。即便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单位GDP所消耗资源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据《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钢、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45%和120%。另外，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大概是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我国建筑节能、建筑高能耗问题十分突出，建筑物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要高50%以上[23]。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24]。由于资源利用水平低，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

中国的最优势的草原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中国人均年消费乳制品的量只有6公斤，欧洲180公斤，美国240公斤，日本120公斤，印度还80公斤。中国对草原的使用还非常粗放，饲养方式也不规范。由于市场的不合理，导致牧产品结构性的过剩，一方面是中国人均奶制品非常少，另一方面牧民却不得不倒掉大量鲜奶或者拿来喂猪喂牲口。中国草原利用效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产业链的不合理，比如在整个奶业产业链即牛奶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利润比为1∶3.5∶5.5，可见广大奶农的利益最低。由于牧民在整个产业链收益太低，为了提高收入，就只好超载过牧。正常的养殖业赚不到钱，一些地方就养殖黑山羊出口创汇，山羊喜扒食草根，对草场极大破坏作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水土流失加剧，陷入继续贫困的恶性循环；而发达国家几乎不养山羊。中国牧民很多还是传统的放养，对环境破坏大，而改成圈养后受益增加几倍，对环境也没有破坏。比如，养220多头绒山羊，如果用原始的放养方式，需要有5500亩草场来保证。但改用圈养后，100多亩草场就够了，并且每只羊的年产绒量还增加4倍多[25]。可见只要合理利用和管理，中国的草原资源还有巨大的潜力。近年内蒙古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畜牧产品和牧民收入不断增加，草场也得到了恢复性增长。植被覆盖面积从1999年的13亿亩增加到了2004年的17.5亿亩。

中国淡水人均占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却相当于以色列的9倍。中国目前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 立方米，但是也比以色列要高。国际经验表明，只要有正确的用水观念、科学的用水制度和合理的用水方式，在“缺水”状况下也完全能做到供需平衡。以色列的自然条件比我国西部的许多地方更为恶劣，以色列2/3的国土是沙漠和荒山，人均水资源只有260立方米，由于沙漠等的原因,可利用水资源更少。但他们为了克服缺水瓶颈，上世纪60年代发明了世界上最省水的滴灌技术，并修建145公里的输水管道从北方引水进沙漠。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达到80%以上，每立方米水的生产能力达到2公斤以上，而我国只有0.87公斤。以色列居家过日子也极重节水——马桶上都有两个按钮，小便用小水、大便用大水[26]。

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节水和对雨水的利用，很多国家并通过法律和税赋手段来提高国民的节水意识，鼓励实施水资源的循环使用和雨水利用等[27]。目前德国在新建小区之前，无论是工业、商业还是居民小区，均要设计雨水利用设施，若无雨水利用措施，政府将征收雨水排放设施费和雨水排放费。美国的雨水利用常以提高天然入渗能力为目的。有些州立法，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丹麦每年能从居民屋顶收集的雨水，占居民冲洗厕所和洗衣服实际用水量的68％，占居民用水总量的22％。

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国家，雨水多，水资源比中国丰富。然而，资源匮乏的日本深知水资源的宝贵，生活中节水可谓用心良苦。深入到生活的每个方面。针对有人在公共场所忘关水龙头的现象，日本采取了安装感应装置的办法。很多蹲式抽水马桶冲水时有大小便之分，两者出水量差别有好多倍。各大公司在开发家电产品时都注意节水。有些商店甚至规定像马桶这样的设备必须是节水的才能卖。例如，日本家家户户使用的节水马桶就比传统马桶节约用水30％以上。日立公司开发的第三代洗衣机用水量只是第二代洗衣机的40%[29]。日本还建立了中水系统，就是将洗澡水、洗衣机排水以及其他生活排水集中到一块，通过处理、净化之后，再用来冲洗厕所、洗车、路面洒水、浇灌花草树木等[]。

然而中国普遍没有节水意识。对水的浪费非常严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挥霍者[30]。中国城市和华北人均水资源确实不算丰富，然而，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仅2002年，全国淡水取用量达到5497亿立方米，大约占世界年取用量的13%，是美国1995年淡水供应量4700亿立方米的约1.2倍。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我国只有2美元，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1美元。2002年我国万元GDP用水量为537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60%，远低于发达国家75%—85%的水平，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0.4—0.45，大大低于国外先进水平的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