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含泪

此词为2008年产生的网络新成语，典出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于2008年6月5日发表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被许多网民批评为腐败的政治帮闲和谄媚的文化口红，余秋雨所含的泪也被形容为鳄鱼的眼泪。成语的释义为用于指余秋雨之类文人充当政治帮闲的谄媚虚伪言行。

我无意卷入这场是非，更无资格去认定谁对谁错，我本身就对余秋雨教授就没有很深入的了解，最早听到这个名字是很多年前网上的一条消息，说有人受到别人以写小说的方式诽谤，在一篇小说中，主人翁用了他真实的名字，而且两者身份地位职业经历都十分相似，只是真人是戏剧学院教授，小说人物是历史学教授，小说中的人物集天下所有的恶毒于一身，人格十分低下，是个人见人憎的恶棍。接下来，就是有个台湾的朋友离职回台湾，他知道我还喜欢看点书，就买了本当时最为流行的书送我，那是余教授的新书《千年一叹》，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也知识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教授，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己。我同大多数网民一样不关心当今的文坛，认为当今的文坛不值得去关心，文坛上没有一个能让人景仰的文人。因此，对文坛上的风生水起一点都不敏感，直到这件事都己尘埃落定后，才知道有个秋雨含泪的新成语。不知道这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博客出来时掀起了多大的风浪，但从这件事产生了成语，而且成语的含意是如此的辛辣来看，当时肯定掀起了滔天巨浪，网民肯定是一边倒，在网络上表现出强大的民意，强大得足够再来一次“秋雨含泪”。

在事后近一年的今天，我细仔地看了这篇博文，也看了相关的评论，给我的感觉是，博文本身并没有多少瑕疵，博文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有其他的相关因素。第一，资格问题，这篇博文的立意是，在灾民和政府的对立双方之外，需要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本着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处理事情，化解事情，在特殊时期不因误会而导致对救灾产生负面影响，这个愿望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接受，问题是谁能担当起这个责任，这可是需要德高望重的人出面，在这点上，余教授显然高估了自己，一部分人的不满也是冲着这点而来的；第二，情绪问题，余教授想用情感来说服灾民，想用自己的真情实感来感化人，不知道他的情感是否感动灾民，反正是没有感动网民，网民一致认为这是矫揉造作的矫情。实际上这是余教授的失误，因为余教授并没有实际上到达请愿现场，他是否含泪的表情灾民是看不到，但他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字，网民是有目共睹，他并没有家人因地震而受伤，他动不动就含泪，让网民不认为他在作秀也难；第三，对象问题，余教授说话的对象是请愿的灾民，但却将这番话说在网络上，先不说正行走在马路上的请愿灾民是否听得到他这番话，就是由记者转载在报纸上也都要滞后两三天，而两三天后，请愿都早己不在进行之中，要么中止，要么己经请愿完毕，这样，还需要教授的劝告吗？教授的劝告不是没有了实际上的效果吗？反过来，网民倒是很快就能看到这篇博文，几分钟就可以做出反应，这篇不长的博文很快就可以看得完，也可以立即发表留言，教授的含泪劝告没有实际效果，立刻收到网民大量的负面评论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据说他最后被迫关闭了评论。

事情最后到了这个地步，完全超出教授的初衷，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还是要肯定教授的出发点。我一直认为，当我们的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就必须要有独立于政府，独立于阶级的民间声音，就必须有独立特行的人来发出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发出真实的不受干扰的自己的声音。这时我们很可能会走入一个误区，以为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就一定是与政府针锋相对的声音，一定是和政府相对立的声音，如果这样，我们就有逢政府声音必反的嫌疑。这种走向极端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政府要民众好好地活着，我们该如何来发出与之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余教授就是试图建立这种理性的独立声音，发出这种独立理性声音的人并不一定是政治帮闲。我们一直渴望有不同的声音存在，我们一直反对只有一种声音存在，到头了，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政府在反对不同的声音存在，是我们自己在围剿不同的声音，是我们自己在采取非友即敌二分法，认为世上只有政府的声音和反政府的声音这两种情况。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曲解，其后果只能扼杀言论自由，人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声音，不能表达自己独立的真实的观点，担心自己成为政治帮闲，只能走到反政府言论的一方阵营去，到最后，只剩下两种声音：政府的与反政府的。这时，政府不是更有理由以反对对政府的攻击，来取缔反政府的声音吗？这样，不是又回到只剩下政府一种声音的言论不自由的时代去吗？我们要求有言论自由的美发愿望又不是落空了吗？

我们渴望政府不要扼杀言论自由，到了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拥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言论自由可能遭到另外一种扼杀，众人群起而攻之围剿的扼杀，一种与自己观点不一致便扣上一个帽子的扼杀，一种恨不得将天下所有的异于自己观点杀尽灭绝的扼杀。这是一种让人感到惊恐的心理，是一种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心理折射，我们何时才能炼就成能容忍不同的观念，宽容不同见解的本事，何时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拥有言论自由的氛围。在经历过多年统一思想的教育之后，我们己经习惯于登高振臂一呼，天下应者云集的壮观，习惯于集中天下所有的力量大打歼灭战的宏伟，这并非我们的幸运，实际上，除了受到外族入侵和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需要全社会进入紧急状态，集全社会的力量抗衡以外，在和平年代，全社会只有一种思想，全社会只做一件事是一种不幸。人的思想，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不可能会完全相同，这除了在生理上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以外，更有性别、年龄、环境、教育、追求、向往的各种因素的差异，形成了世上不可能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既然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世上的人所思所想有所差别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尊重这种差异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律和人的本性的，相反，扼杀和消灭这种差异是徒劳和违反自然界的特性，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承认这种差异的前提下，尽量缩小差异取得共识。人的思想有差异，人的观点有不同，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人人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社会不再要求人的观点一致，不同的观点不以多寡来认定对错，少人数的观点得到尊重不被扼杀围剿，那么，这个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在这个自由的社会中，言论拥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需要独立特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的民间声音吗？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有别于政府，真正独立的民间声音，需要一种怎样的民间民意？我们拥有对政府的政绩指手画脚，对天下大事品头论脚的权力吗？这种民间声音如何面对只会纸上谈兵，无实际操作能力的指责？如何面对那些坐着说话不腰疼，有种就自己上台试试的嘲讽？对于这些疑问，我们的前辈几十年前就进行过探索，得出肯定的结论。他们认为评论政治即为监督政府，启发民智，拥有独特的价值。张东荪就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他说，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的一种需要，有些人责备批评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他还说，若只限于评政治而不去干，则当然应该言其所信（不赞成暴政就反对，不赞成流血就批评，用不着取巧），有无左右夹攻在所不计，即被夹攻，亦当甘之如饴。这是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指导和教诲，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社会是由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组成，自然每个成员都享受相同的权力，有权力去关心涉及到全体成员的公共事务，有权力评价这些事务的效绩和瑕疵，更有权力监督这些事务中的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的不法行为。这些“评政治”行为，不必设定评议者必定要具有更高水平的先决条件，否则，就会出现我们只有比护士打针打得更好，才有资格批评护士水平不够，我们不会杀猪宰牛就不可抱怨我们吃的猪肉牛肉带毛的怪事情。“干政治”只是我们将公共事务托付给具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帮助社会全体成员打理的行政管理活动，其最终的决策权在于社会全体成员，“干政治”的人只不过是受托具体操作而矣，在这种情况下，托付人是天经地义地有权力评说受托人的所作所为，这也是民主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件。

我们拥有评论天下大事的权力，但我们还要珍惜这种权力，善于使用这种权力，一旦不能正确使用权力则比没有权力更可怕，这相当于我们资格配置枪枝，一旦枪杀不该杀的人，其后果可能是使我们自己丧命，这个结果比我们没有枪来壮胆严重得多。怎样才算是善于使用我们渴望多年的言论自由，这应当是一个见仁见智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外乎几点，第一，不夹带个人私心杂念，我们评论天下大事，发表自己的言论时，不要出于个人私利目的，以公平正直的心态来看待事情，特别要防范一鸣惊人，扬名天下的心态，动不动就语不惊人誓不休；第二，宽容地对待不同意见，持不同立场者，在人文科学方面，许多问题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的答案，更多的情况是，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因角度的原因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必群起而攻之，非要围剿消灭不可；第三，文责自负，我们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不但要负法律法规的责任，也要负社会公共道德的责任，做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而不是危害者。只有不违反这最基本的几个条件，我们的言论才有可能不被别人反感而憎恨，我们言论所传递的信息才有可能被他人接受，进而加予传播，达到发表言论的最初目的：让别人了解你的立场。

进入现代民主社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其中，如何正确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力便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如何来训练我们这些素质，在言论自由这个方面先行探索，或许是所交学费最少，后果最轻的一种，让我们慢慢摸索着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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