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澳台齐下封杀令

两岸三地“保钓”大串联流产

□特约撰稿员 罗语飞

“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在台湾清华大学举办的保钓论坛上，年入古稀的项武忠，撇开麦克风和会议程序，扯着大嗓门率先开骂。他不仅痛批两岸当局对钓鱼岛列屿立场软弱，对保钓毫不用心，且直骂马英九不敢支持保钓是“狼心狗肺”。

现年74岁的项武忠，不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也是是一位“老保钓”。近40年的漫长期待和苍苍白发，让他和与会的众多“老保钓”一样，对两岸当局的“无所作为”充满不解与怨怒。

与他们一样怨怒的还有新近准备赴钓鱼岛海域宣誓“主权”的台港澳保钓人士。“官方”的消极态度和暗中阻挠使他们保钓计划付之东流。不过，在向政府陈情抗议之后，牵头人黄锡麟还是坚定宣称：“今年一定会出海保钓！”

民间保钓的“统一”步伐

在台湾前“海军副总司令”黄锡麟近一年的奔走筹备下，台湾民间团体“中华保钓协会”于去年11月成立。这是近40年来台湾第一个依法向“内政部”申请立案的保钓运动团体，马英九、宋楚瑜、郁慕明等政要纷纷题词祝贺。

“我们将加强和大陆、港澳、海外的保钓同仁间的合作。”就任任协会总干事的黄锡麟道出了在名称上坚持冠以“中华”二字用意。在协会成立当天，纽约保钓行动委员会陈宪中、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多玮、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吴锡尧悉数到场，台港澳联合保钓的计划也在随后酝酿出炉。

一个月后，黄锡麟又悄然赶赴厦门。在与南方保钓委员会负责人李毅强等大陆保钓人士碰头协商后，两岸三地民间保钓组织的新串联计划也默默出炉。

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备受压抑的保钓运动开始呈抬头态势。

2009年5月4日，保钓大联盟在港岛发起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湾仔修顿球场一路走到中环日本领事馆，沿途高喊口号，播放保钓战歌，并派发宣传单。他们要求日本停止侵犯领土主权，要求奥巴马政府明确将钓鱼岛剔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继续向联合国作出相应行动，保护中国领土完整。

与此同时，在中华保钓协会的组织下，来自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纽约的40位保钓人士更是计划在5月4日当晚前往钓鱼岛海域宣誓主权及护渔决心。闻讯后，日本海上保安厅迅速调集八十三艘船舰前往钓鱼岛海域防范，且吨位、船炮口径，都比以往提升。而台湾“海巡署”也不甘示弱，拟派出四十多艘军舰前往护渔。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然而，黄锡麟随后即对外宣称：“因船东受到台当局相关单位打压，保钓无法成行。”在前往日本交流协会及台当局“总统府”抗议陈情后，港澳等地的保钓人士只得搭机离开台湾。对于保钓行动无法如愿成行，他们都相当遗憾。但黄锡麟指出，他们今年一定会再出海保钓。

据了解，此次保钓行动的初步的计划是台湾、香港、大陆各出一艘渔船，然后在基隆屿汇合。澳门保钓人士到台湾搭乘渔船，而大陆保钓船则从福建出发。但在大陆的保钓船最终未能成行，香港方面也据传因海事处拦截扣查手，“保钓二号”无法启航。随后，台湾保钓船也宣称“疑遭台当局打压，未能出海”。

两岸三地最大规模的民间联合保钓行动就此破产。但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轮保钓风波中，两岸三地已全面达成默契，相关组织正逐步串联，活动步调正趋于一致。在逐步升级的抗议声中，新一轮的保钓热潮已逐渐拉开序幕。

民间默契VS.官方考量

自1970年美国宣布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之后，海内外民间的“保钓”运动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风雨历程。1971年，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岛，把保钓运动被推向了高潮。当时的台大学生马英九就是活动组织者之一。

多年后，马英九在《沉默的魄力》一书中回忆道：“彻夜画海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尔后，甚至还参与街头示威，拿起鸡蛋怒砸日本特使座车……”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为从政初期的马英九加码不少，但在当选“总统”后，这却成了他难以直面的尴尬。在大陆、台湾、日本三方的敏感关系中，马英九的弹性策略被“老保钓”痛批为“立场软弱”、“无所作为”。

马英九窘境折射出了民间保钓情感与官方保钓策略间的矛盾与冲突。民间人士可以义愤填膺，可以理想化地宣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但“官方”的立场和行动则往往受限于“外交”策略和“主权”争议的多重考量。这种难以言明的冲突让两岸三地的“官方”备受诟病。

此前，李登辉的亲日立场和陈水扁的不作为，一直让“保钓”人士们备受打压。2008年，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执政，许多保钓人士们觉得“看到了希望”。特别是2008年6月份发生的日本巡逻舰船撞沉台湾渔船事件后，马英九的强硬态度更是让保钓人士兴奋不已。

随后，黄锡麟等人出海保钓行动，不仅没有遭遇任何阻拦，而且一路上还有台湾“海巡署”的军舰护航。在此鼓舞下，“中华保钓协会”迅速筹组挂牌，两岸三地联手保钓的计划也顺势出炉。黄锡麟兴奋地表示：“现在协会申请下来了，我们出海的行为也具有合法性了，不怕遇到任何阻拦。”但几个月后，无法按计划出海保钓的失落感让“保钓们”直叹:“马当局的打压超过以前的扁政府。”

很显然，随着两岸关系的快速发展，台日关系的弦已绷得越来越紧。尽管马英九对日本驻台代表斋藤正树放言“台湾地位未定”表现得极为愤怒，但面对这个日本布下的“暗桩”，他不得不开始审慎处理与日本的关系。

大陆方面，此前北京曾试图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原则，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希望以出让经济效益换取钓鱼岛的主权。尽管最终还是因为主权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北京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议的思维一以贯之，一直未曾改变。在此原则下，北京自然也不会鼓励民间保钓行为。

而对于最近港府突然出手阻挠香港人出海保钓行动，则被外电认为也是“仰承中国政府的指令行事”。无论属实与否，两岸三地的“官方”显然都有各自的战略考量，这使得他们很多时候难以支持甚至不得不抑制可能影响“大局”的民间保钓行动。

北京被寄予最大期待

尽管北京当局除了偶尔重申“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立场外，一直保持克制态度，但中美关系打开局面后，海内外的大部分保钓者普遍认为最终有能力解决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只有北京。

其实，从钓鱼岛争端爆发伊始，北京就已被寄予厚望。在1971年美国布朗大学的“保钓运动”国是讨论会以及密歇根安娜堡国是大会上，许多台湾留学生都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把保钓的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

1971年9月21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留美的台湾学生以五星红旗开道，后面跟着的是10个人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牌子，再后面是10面毛泽东画像招牌，以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海外华人保钓运动一直由左倾的统一派主导。  

所以，两蒋时代曾把保钓定调为“被共匪怂恿的运动”，加以打压。1970年底，许多台湾留美学生保钓推手们因为拒绝台湾政府要求“保钓减温”，上了黑名单，护照遭注销，失去中华民国“国籍”，直至1984年黑名单解禁，才可回到台湾。

尽管如此，两岸以及海外华人的保钓行动从未终止。两岸民间团体也曾有过多次联手“保钓”的行动。1970年，台湾爱国青年及海外华人还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次年，周恩来还私下会见了台湾5名“保钓”勇士，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赏。

此后，无论是1979年日本在钓鱼岛上修建直升机场，还是1996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设置灯塔等挑衅事件，都引发海峡两岸的强烈抗议，台湾保钓者们更是敲锣打鼓威风凛凛地杀往“日本驻台协会”，表示抗议。此后，保钓运动不断延展，不断注入新的精神内涵，被保钓者们视为“新五四运动”。

“当初热血澎湃的青年，至今多数白发苍苍。”回首保钓往事，黄锡麟感慨万千。将近40年过去了，两岸各界已对保钓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曾经左右两派如今也已不再对峙纠结。

但在生命的黄昏岁月中，那些年入古稀的“老保钓”已充满紧迫感，他们对两岸当局“态度不够强硬”深感不满。他们保钓保了快40年，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钓鱼岛列屿周边的水域，都已被日本的军事力量所控制，中国人只有少数的几次登上钓岛，几次保钓船前往保钓，都难越雷池一步。

于是，他们在《二零零九保钓共识》中宣称：“保钓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我们强烈要求，在保钓39年后，两岸政府当局必须立刻行动起来，确保钓鱼岛水域不被日本军事控制，确保中国人有权利登上钓鱼岛。保钓不能只靠老百姓，而是要靠两岸公权力。”

（注：本文刊于《凤凰周刊》2009年第15期 总第3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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