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老一辈革命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批判和斗争。刘少奇被打倒后，遭到了残酷迫害。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69年11月12日，饱受折磨的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辞世。

刘少奇于1898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村，曾参加过湖南的“五四运动”。1920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在校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与同学肖劲光等人一道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冬转党。回国后，在1922年到1932年间，刘少奇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地下工作。大革命时期，他先后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上海“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市民夺回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顺直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秋又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苏区，曾先后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福建省委书记等职。他参加了长证，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这时期，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得到中共全党的高度重视。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山西抗日新军的建立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王明放弃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8年，刘少奇南下任中共中原局书记，领导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1943年刘少奇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他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推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期间，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先机抢占东北的重大决策。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分为两摊：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一起到华北平山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指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战争后期，城市工作又出现“左”倾偏向，刘少奇又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四面八方”的正确方针，并到天津解决城市工作中的偏向。

解放后，刘少奇在一届政协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4月的二届人大上当选为国家主席，直至逝世。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参与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深切关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主持制定和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少奇是全党所公认的核心领导集团成员，他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在今天仍然具有熠熠闪耀的光辉。他的主要著作收入了《刘少奇选集》。

1961年，毛泽东还说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为什么几年之后却又要打倒刘少奇？直到1967年3月，毛泽东还是把刘少奇作为内部问题内部处理的，为何几乎与此同时对刘少奇的批判就骤然升级？刘少奇冤案的铸成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给我们留下了怎样惨痛的教训？

在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刘少奇冤案成为了中共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冤案。称刘少奇专案为最大的冤案，不仅仅是指受害人地位之高和诬陷的罪名之重，更是指这个冤案涉及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由于刘少奇问题是作为一条路线，一个集团，一个司令部的问题提出的，具有广泛盖面，牵扯到各个领域，株连了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仅是因刘少奇冤案而受到刑事处分的就有26000多件，28000多人，至于遭批斗、戴帽子的同志就更难胜数。

打倒刘少奇的过程贯通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从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召开“九大”，这三年时间里，刘少奇经历了被打倒、迫害、全民批判、错误处理定案的过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完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起草修改的，会议一字未改。会后，刘少奇还亲自向民主党派负责人解释会议精神。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构想十分宏大。他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要改变中央第一线的组成，又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不了解、不摸底，仍然按传统经验，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开展运动。因而他们在对现实状况的估计、运动目标的设想、运动重点的确立等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与毛泽东大相径庭。刘少奇等人即按照过去运动的惯例，和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及北大的先例，指示派出工作组到各学校指导运动。派工作组总的意图是稳定局势，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但在许多学校，工作组与部分造反学生产生了矛盾冲突，有些学校还发生了轰赶工作组的事件。这使得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是有右派学生捣乱，要严肃处理。有的学校、单位还进行了“反干扰”运动，抓了一些“假左派”、“游鱼”、“右派学生”。

经过工作组的努力，不管是压服还是说服，学校基本上安定下来了。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严厉指责了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的问题，指示要把上作组“统统驱逐之”。这使得刘少奇等中央一线的同志，陷入十分困惑又十分尴尬的境地。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突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时期“50多天的白色恐怖”是“何其毒也”，“联系到62年的右倾和64年的形‘左’实右”，指出“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嘛！”这就点明了，工作组问题并不是什么工作方法问题，而是由来已久的路线问题。问题出在刘少奇身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由二线回到一线、亲自主持中央工作；原一线领导受到排斥，刘少奇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8月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小道消息很快流传到社会上，扩散到全国，刘少奇成为头号攻击目标逐渐明朗。毛泽东虽然要打倒刘少奇，但并不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和江青一伙有本质的区别。

1967年 4月1日，戚本禹在报刊上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文章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给刘少奇强加了八大罪状。此后，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称谓，公开在报刊上掀起批判刘少奇的浪潮。仅仅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毕竟还是属于党内问题，难以“彻底打倒、批国批臭”；江青、康生等人就从历史上作“叛徒、内奸、工贼、特务”的文章，竭力要把刘少奇搞成敌我矛盾。戚文发表的同时，中央专门发文要求党政军民学动员起来，对刘少奇进行全民大批判。大批判的内容庞杂，从历史到现实，从路线到个人无不囊括其中。对刘少奇本人的迫害也相应升级；1967年1月，刘少奇的专用电话被撤，切断了他与中央的直接联系。此后刘少奇的家被抄，停发了给刘少奇的文件。刘少奇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只能靠着《参考消息》和收听广播了解外界的情况。9月13日，王光美被捕，3个孩子搬出中南海，刘少奇与家人最后分开。

1968年9月，新疆、西藏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告全国各省区的夺权任务完成了。报刊上大肆宣传“全国山河一片红”。9月 16日，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本刘少奇的所谓“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中央专案组还曾提议将刘少奇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毛泽东没有同意。10月13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凭伪证搞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罪证》，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表决通过决议时，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没有举手，并因此受到迫害。

1969年4月1日，中共召开“九大”。“九大”以后，全国范围以“大批判引路”，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如刘少奇所谓“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轮、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搞文艺革命则要批判所谓“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反火药味论）。此外，还批判所谓“人性论”，所谓“唯生产力论”等等。这些大批判，混淆是非，所造成的全面的、长时间的谬种流传，影响和后果非常严重。而刘少奇本人的情况则更为恶劣。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又遭到无端的诬陷和身心迫害，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生活上也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69年 10月，中央估计苏联可能会利用中苏谈判之机发动突然袭击，决定把中央的一些干部疏散到各地去；刘少奇被转移到河南开封，风烛残年的刘少奇，于 11月12日在开封含冤逝世。

刘少奇冤案，暴露了执政党在自身体制建设中的弊端。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破坏，党内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现象严重发展，领袖个人的好恶往往决定了全党的走向。由于执政党长期以来没有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缺乏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配套，这就使党内斗争常常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对自己的领袖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

毛泽东脱离实际，又凌驾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中央集体领导的正确意见往往因和毛泽东的思路相左而无法贯彻，并且还容易招致毛泽东的疑虑，产生冲突。发展到最后，刘少奇、邓小平竞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遭致打倒的厄运。

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员的民主权利就无法切实地保证。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在没有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就被打倒了。他遭致诬陷，被迫害致死，竟无法辩白申冤。刘少奇冤案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全社会的民主。

刘少奇在处境最艰难时曾坚定地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刘少奇这句话振聋发聩。是的，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