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自选集》里收录了他80年代初期创作的散文，贾平凹把他的精力和才气都花在营造清虚幽微的“美文”上了。就连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秉勋也指出了这个问题，“虽然说他的散文表现出艺术多样性，但总的看来，气象不够博大，纤细婉约之作居多，如果用散文大家来要求，这自然是不够的。另外，在众多散文中，有些作品之间，或命意，或章法，或词句，有时出现着重复。还有个别篇会情调过于纤巧，甚或给人为造情之感。”（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集》，漓江出版社1992年5月第2版第9页。）由此可见，贾平凹早期创作精神格局狭窄，没有恢宏的大气，有些文章自恋造情，只是对传统简单的模仿，他丝毫没注意到写作应是作家精神主体与生活的心灵交融，这样以来，他的文学之“根”自然日趋浅薄，心灵距离独立与超越越来越远。这些精神隐患没得到解决，一直伴随着贾平凹的创作，等散文创作上的毛病出现在小说创作上时，问题就演变成对某种叙事情调的迷恋而完全排斥对精神深度的开掘。
　　
　　
　　从《小月前本》和《满月.正月》开始，贾平凹也开始寻求自身突破，他写出了《故里》、《古堡》、《龙卷风》、《五魁》、《美穴地》、《白朗》、《人极》、《冰炭》等小说。被评价界看好的《满月.正月》、《商州初录》和《鸡窝洼的人家》，也多是重整体和重气韵，而不把精力花在精神主体的建构上。“同样是描写乡下，对比一下沈从文、废名的小说， 就能觉出他和前辈的距离。应当说，在气势上他不亚于前人，问题出现在体味世界的眼光上，他似乎不能从乡土世界沸腾出来，有时还趴在地下，另动的和传神的语境未能得到开掘。那些关于商州系列的作品，深浅不一，在显得特别的同时，略有点呆板，精神上被什么拌住了。” （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299页。）贾平凹也认为自己是寻根文学的最主要代表作家，为什么评论界很少将他列为寻根文学作家呢？文学评论家洪治纲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立足于“文化反思”的 现代立场之上，没有真正地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认真地‘理一理我们的根’，而是将审美触角 探入古老的商州文化中某些具有奇异质色的生活经验，包括奇风异俗、神秘景象以及乡间传 说等，借助于文化的猎奇取代了文化的寻根与反思。除了《黑氏》、《天狗》等作品在现实人伦上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质疑之外，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要么是土匪，要么是风水先生，故事离奇曲折，却缺少寻根文学所普遍尊崇的理性审视和文化隐喻意味，而且其叙述也是充 满了某种迷恋式的审美情调。” 以上，也是我重点批判的。贾平凹小说太猎奇，他对存在和精神处境的关注不够。也就是说，他没有精神意义上的觉醒。有趣的是，贾平凹在没有深入反思自己精神资源的缺陷做好精神主体建构的前提之下，继续写作，并把问题的原因简单归咎于现代文明带来的恶上，这实际上小农意识的又一次彰显。在《废都》之后，贾平凹的所有小说所极力彰显的核心目标就是人性的丑陋、自私和卑劣，将人性写成兽性，是他思想混乱的集中病象发作而已。精神主体建构没有完成，当然也就缺乏清晰的现代意识，又要站在乡村文化的立场简单批评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当然就只有无奈、绝望和惆怅了。而贾平凹自《废都》之后，不断遭受一些批评家的批评问题即在于此。
　　
　　　　　　
　　贾平凹最初写作，目的就是一个：成名成家。所以，在他那里对“怎么写”的关注远大于“写什么”。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了模仿中艰难的摸索。一直以来，贾平凹走上文坛以来，一直在摹仿，模仿沈从文，模仿孙犁，模仿川端康成，模仿张爱玲，模仿明清小说，模仿道家的老庄，模仿寻根小说，模仿马尔克斯，模仿的同时，贾平凹迷失了自己，他的精神主体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建构，他那里根本没有鲁迅笔下“无物之阵”的现代意识，也没有沈从文小说了关于对“人性”的理解，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方式面对。《浮躁》以前的小说，贾平凹的小说喜欢猎奇，什么神啊鬼呀的，灵魂的关注不够。也就是说，他没有精神意义上的觉醒。贾平凹这种迷恋式的叙述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贾平凹农民意识的潜在制约，我觉得这同时也正是贾平凹所推崇的道家资源的潜在困境。
　　
　　90年代来，贾平凹越来越浮躁，忙碌着写作、出版和获奖，几乎一年一部长篇小说，他陆续写下了《土门》、《怀念狼》、《病象报告》等庸俗和失败的文本。“他把农民兄弟写成了禽兽，把农村姊妹写成了动物。他以前还写过一些内心比较美好的农村女性形象，不知道这些年来为什么越来越下作了，热衷于写人的动物性，关键还在于笔墨肮脏，作者从中流露的态度令人作呕。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来的名利吹捧把他害了，他自己身上原来旧有的农村文化种朴素的深沉的美好的东西没有了，用完了；腐败落后野蛮的一面畸形滋长、恶性膨胀了。他缺少世界历史文化的视野，缺少现代民主科学的思想，缺少中外经典中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古典文化趣味、语言艺术的熏陶，所以他每况愈下，写得越来越病态、荒唐了。”“我所以说他‘小农’，不是轻视他来自农村的土地，而是责备他缺少优秀文化对他的积极的影响。他的趣味很像个旧时代的农村土财主，迷信风水、狐狸精、手相、算命，种种怪力乱神的妖异之说，唯独没有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民胞物与、关心现实、对普通人的同情、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反省，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各种病态的性爱、各种男女苟合、各种肮脏的癖好、各种污秽语言的展示！” 一个贾平凹的忠实读者愤恨地说道。散文时期的贾平凹由于不失自然淳朴，尚能够写出清新淡雅的文字，这一点虽然事过几十年尚让人不能忘记。贾平凹的堕落是伴随着人生经历发展的，由于认知水平有限，进城后不能融入城市生活，又脱离了真实的农村生活，土不土，洋不洋的吊在那里，始终把握不了生活的真实，从此开始躲避现实，弄弄老庄呀，玩玩陶罐呀，写写字呀，做为一个文化人，实在写不出来，搞搞这些，本身也不失本色。问题是审美情趣提不上去，又没有生活，还硬要写，写什么哪？胡思乱想下只能写这些东西了。文字是写作者现实生活的反映，人都没落了，文字又能强到那去。
　　诗人伊沙说，“他（贾平凹）写的西安就像一个乡镇你描写不了城市，农村又回不去了，他这种返乡式的回归，了解的又很皮毛，他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废都》之后，他实际上是一步不如一步，而且越写越薄，你看《怀念狼》和《我是农民》，处于气力不足甚至是才华不够的状态。贾平凹的作品看起来很多，但没有一部能捏成一个拳头。”
　　
　　
　　学者王晓明早就指出，贾平凹以写“商州小说”闻名文坛的作家，他长于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打动读者，本来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园地创作，即使尝试文体、题材和风格的转变，也应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做。然而，他动在没有解决好精神主体的建构以前，写出了《废都》这样的作品。在《废都》的后记里，贾平凹也仿佛明白了自己以前作品的雕琢，他想来再来次突围的尝试，然而他深陷在生活和道家的精神资源里的误区里太久了。精神主体的匮乏投射在贾平凹作品上，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依附、苍白、自恋、痞性、混乱，这个病象集中体现在《废都》上。
　　
　　《废都》中的庄之蝶，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内心世界极为阴暗的人。他确实多愁善感，但他的多愁善感里包含的不是对生活对他人的温柔，而是极度病态的自恋。他缺乏生活的热情和信心，整日沉浸在哀乐和埙声中，日子过得半死不活，有气无力。他离不开女人，但他对女人的态度更接近西门庆和薛蟠，却比这两个人更自恋，更昀热感。他随便就流泪，但他的眼泪里含情量很低，属于虽悲不哀的那种，与童心未泯、直率尚存贾平凹之间距离不可以道里计。他缺乏高贵的气质。他口头上喜欢谈佛论道，追求不为外物所累的虚静淡泊境界，但骨子里却是极欲气的人，骨于无持操的势利之徒。”（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371-372页。）在贾平凹那里，不去直面社会现实，只有逃避，再逃避，把自己的躯客逃避到老庄的包裹里，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老庄精神，他隔膜的又是如此之深。《废都》里的庄之蝶，不过徒有现代名士的外形而已，他贪恋着女性的肉体，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呢？“庄之蝶以痞为雅丧失了文人的羞耻感，在原欲的荒野上适性逍遥好不自在。从头到尾，庄之蝶拿肉麻当有趣，无任何羞愧，甚至不断因自己还有一丝丝放不下而耿耿于怀。无法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干脆丧失价值关怀，倒在女人身上。庄之蝶利用道家适性逍遥的精神为自己的随落开脱，这种被异化的逍遥情怀与真正的道家精神相去很远。学者齐宏伟指出，贾平凹急欲以肉写灵，到头来把灵给彻底肉化了，任何一丝灵魂的挣扎和心灵的坦露都被杂乱无章的日常俗语糟蹋干净，根本没有使语言成为个我心魂的声音，过于自我迷恋的贾平凹似乎无视于他精神资源中明言部分与未可明言部分的矛盾与割裂，单靠才华已无法给他带来创作上的突破。”（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206页。）庄之蝶打着道家适性逍遥的幌子，不仅逃避社会和现实，而且是逃避自己。“他以自己的内心的赤诚为据点去寻求社会的‘破缺’，可是当他发觉这破缺不在别处，正在他自己内心深处时，他便胆怯了。他可以承受别人的指责和轻蔑，但他无法直面自己内心的罪蘖。他的一切真诚和纯情到头来都成了虚伪，都成了勾引女人满足自己动物性情欲的手段。不论他的出发点是何要“好”他都摆脱不了成为‘坏人’的宿命，因为人性本恶。”“但贾平凹还没有反思到这一层，否则他的灵魂就永远也得不到‘安妥’了。灵魂之所以是灵魂，就在于它永远不能在物质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安妥和归宿。真正自由的灵魂是注定的流浪者，只能居住在虚无之乡。”“庄之蝶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与社会抗争的失败，而在于他灵魂的软弱无力、打不起精神，无法战胜自己的劣根性。贾平凹的悲剧也不在于他只能在这种绝境中、在中国当代灵魂的毫无希望的生存状态中‘安妥’”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无论如何也还是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在世俗生活中寻得‘安妥’这一强烈的愿望本身。（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446页。）也正因为此，李建军先生指出，《废都》没有真实地写出中国作家内心深处的困惑、焦虑、无奈甚至绝望，没有真实地写出他们与自我、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矛盾和冲突，没有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提供可靠的信息。与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对《废都》的盲目吹捧不同，德国著名汉学家和鲁迅研究学者顾彬明确表示，“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
　　
　　
　　贾平凹病象表明，那种简单依靠克隆名家和生活积累来从事创作活动，而不花重力来从事精神主体的建构，是一条死路。然而，他的精神主体还是没有走向建构之路，更谈不上独立和超越。再高明的模仿者，再出色的文学技巧，都不过是精神赝品而已，而与大作家无缘。
　　
　　
　　说句实话，贾平凹写完了长篇小说《浮躁》以后，是应该好好地认真读书思考了，没有对18和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深刻领悟，没有对20世纪现代派作家对人的深刻洞察，没有对西方基督信仰文化和中国古典传统的深刻浸淫，贾平凹当然不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观，这一点无法与五四时期的作家鲁迅和沈从文相比，甚至就连和当代的一些作家都无法简单类比。文学评论家贺仲明就指出，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所谓的“寻根”、“先锋”等文学活动，演出的是向远离生活的古籍或现代西方文化寻找外在资源的故事，它们并没有对自己的社会生活文化进行深入体察，没有对自己的内在心灵进行检省。从这个角度上看，贾平凹的那些所谓的“寻根”小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他所关注的重心是对外部生活资源的占有，是一种俯察式的深入生活，而根本不把自己置身于生活的立场之中。偏离精神主体的建构，自然没有与生肉般的交融，没有对自己灵魂的扣问，对芸芸众生的观察也只能是浮光掠影。
　　
　　
　　贾平凹的病象在晚期《秦腔》里的精神投射，便成了一种灵魂的绝症。《秦腔》的获奖，自然让他更不会关注精神主体的建设。他只能通过罗列众多人物和故事来延续他的展开，全书没有中心线索，显得零乱和空洞。贾平凹这样的精神气质和思路，已成了他的内在生命，成了他无可摆脱的基因缺陷。“贾平凹内心承受着无边的黑暗，自己淹没在这黑暗里。他在精神的十字路口选择的不是向极限挑战的方式，而是以野狐禅的机敏滑向了语言的世界。”（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300页。）
　　
　　当务之急，当然有必要寻找更高的、更终极精神依靠，这对于贾平凹和当代一些作家是一件很艰巨的事。如果作家没有这种自觉追求精神主体自我建构的能力，那么就无法摆脱被物化被损伤的命运。缺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作为内心精神的支柱，就不能以自由的精神面对外界的变化，就会陷入失根的绝望。精神格局越来越狭窄逼仄，文学创作自然越来越差，越来越空洞和浅薄。环顾一下当代文坛，莫名、刘震云、阎连科皆如此，贾平凹近年来表现出的问题，更是如此。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主体上的缺陷，并不为这些作家充分重视，他们依旧满足于写作、出版和炮制出一本又一本消极庸俗的文本。
　　
　　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不好回答。
　　
　　如果遗忘了对人、人性、生命和死亡的关怀，还叫好的写作吗？
　　
　　如果没有了对于真、善、美的坚信还叫好的写作吗？
　　
　　没有了对人的基本同情、爱和悲悯，还叫好的写作吗？
　　
　　没有了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存在的探查，能叫好的写作吗？
　　
　　没有对芸芸众生生老病死的悲悯，能叫好的写作吗？
　　
　　回头看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雨果、曹雪芹、鲁迅、沈从文、萧红，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写作？让我们再来贾平凹的《秦腔》，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如果套用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标准看，《秦腔》有丰满的人物吗？有高尚的感情吗？有丰富的意蕴吗？如果套用20世纪经典现代义作家的标准看，《秦腔》有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深入探查吗？没有。
　　
　　如何承受“诸神纷争”的精神真空？文化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如何面对人性的幽暗？如何重新建构荒荒的精神家园？如何探查现代人的存在状况？这一切的一切，贾平凹真的没有深入地思考和面对。出现《秦腔》这样的作品，是一种混乱后的必然。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出，贾平凹对现实的失语，也对自我生命失语。他缺乏对最高生活意义的体验和建构，也缺乏对基本价值的坚定信念和对我精神力量的信任。
　　
　　
　　缺乏终极意义上的建构，于是放弃精神立场。“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挫折，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中国作家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担当他所看到的这份历史的艰难、民族的远，以及精神的伤害，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看芸芸众生的冷漠世界的生老病死。中国大多数都是持这样一种心态。”（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77页。）有趣的是，《秦腔》一出版，就被上海的一帮批评家吹捧上了天，不切实际的赞誉满天飞舞，有论者竟然将他与鲁迅并提，更有论者说超越了沈从文。在这样病态的批评氛围里，自由独立的思考被挟持，而不去分析《秦腔》存在的问题。
　　
　　对现实环境充满了厌恶、恐惧和绝望，又没有超越环境的精神资源作为依持，这使贾平凹缺乏对最高生活意义的体验和建构，也缺乏对基本价值和自我精神力量的信仰，这样的作品只有一个结果：绝望和荒凉。没有一丝精神亮光，更缺乏悲剧的力量。贾平凹的《秦腔》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描写扬弃了《废都》等小说随意编造的坏毛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他精神匮乏的无奈之举。这也意味着，无法高扬自己的主体意识，就只能后退和消解，这种命运从贾平凹创作的历程来看，是注定了的。
　　
　　
　　无论如何，将贾平凹与鲁迅和沈从文并提都是丧失冷静思考的。前者（鲁迅）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鲁迅那里面，我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和挣扎，先生多关注病态社会下不幸的人们；鲁迅的笔下，最典型的是闰土和阿Q式的在命运的压迫下无言、绝望和麻木。而鲁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沈从文）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无论是“乡下人”沈从文还是“逆子贰臣”的鲁迅，虽然本质上有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参照系作为参照，他们对于变革的社会都有痛楚和挣扎，并非是蹭痒痒似的轻轻抚摩。同样是描写自然之美，沈从文与模仿者贾平凹就截然不同。正如旷新年所说，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用文字作为工具，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再看贾平凹呢，带着生活的感伤和所谓的政治失意，以一种逃避放逐的心态来写“商州”的山水和自然风光，为了美文而美文，刻意雕琢，并没有在描写中有精神价值的发现。林贤治先生就指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零碎、芜杂、浮浅，缺乏富于血肉的具体描绘，完全失却了一部作品所应具有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相比之下，沈贾二人境界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应从那种天崩地陷、满目疮痍、率兽食人、鲜血淋漓的丑恶和腐烂的表层之下看到一种非人性的残忍,毕竟对于丑恶的社会来说美是奢侈的。贾平凹是一个善于遗忘过去的人，又是一个缺乏“审痛意识”善于消解痛苦的高手。一个无视历史阴影的作家，他的心灵是不在场的，这样的作家十分可疑。这一些年来，贾平凹忙着擦去身上的泥垢，用“美文”和书画把自己千方百计地包装起来，为了所谓的“美文”，在书斋里拼命淘，在枯燥的知识堆里爬，插上 “名士”、“雅人”的标鉴，文字日见酸腐，枯滞，琐屑，不见早年的清澈和性情，其实灵魂里早已腐烂。躲在书斋里或自造的精神象牙塔内，做着与生命和灵魂无关的文字把玩，玩来玩去孰不知到头来“玩知丧志”，变成一俱没有灵魂的假骨头。
　　　　　　　
　　离开了对于存在的痛感，就只有胡编乱造了，他的小说既缺乏明晰的现代意识，又缺乏对传统的深刻浸淫，只有一种小文人才有的对于自己的自恋和感伤，读读《怀念狼》、《高老庄》、《病相报告》、《秦腔》，可以发现贾平凹小说的彻底失败：缺乏对于苦难现实的疼痛感受，没有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洞察，匮乏真正的现代意识，纯粹私有形态的梦语，和腐烂传统相调情的伪文化意识，这一切都决定了贾平凹与大作家彻底无缘。即便被批评界看好的小说《浮躁》里，直面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诸如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等等，但是，作家的主体依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焦灼和痛苦，更不具有一种扣问灵魂追寻存在的纬度，只有一种对于文字的雕琢和把玩，作家的灵魂处在哪儿？平心而论，贾平凹的散文写的不错，但是绝对不是吹捧者说得那么好的。他占便宜的地方在于文笔的轻峭乖巧，并且又迎合了一些小文人失意内缩的想象。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其实，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写作分紧张和轻松两路，老贾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他的“轻松”不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无奈苟且之中找出安静的闲暇而已，这种闲适没有经过灵魂内部的搏杀。一切值得尊重的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我总觉得贾平凹实在太流于阴柔，失之轻靡，不是为文正道，总觉得才子则才子矣，就是有些邪气和腐气，如同邱华栋所说这是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零碎，无聊，散漫。我看他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的。”周作人前年也勃起过一阵子，也就如此而已，老贾怎能和他相比呢？周作人在做隐士以前，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过。可惜，贾平凹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这是中国文人古老的生存智慧，学习一点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老贾那里过早的疏远人群全身保命，缺乏一种自我选择的能力，他的文化人格自然错过了锻炼的时机。“安顿自己的灵魂”于是成了贾平凹写作的出发点，也成了写作的终点，这不难理解。我无意苛求贾平凹积极介入社会，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本来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考虑到作品要面对公众，我提醒他少一些病态的自恋。
　　　　
　　鲁迅将一些无特操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王彬彬曾经这样分析这类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显示的冲动，是他们作品共有的功能。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在我看来，贾平凹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摆设，在他的作品里，你永远看不到什么是真相，什么才是真善美。贾平凹曾说：“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对政治可以不感兴趣，但是，不能缺乏对政治的敏锐以及主导下人的苦难处境。贾平凹一方面大谈老庄，玄学，禅学，称是“气功思维法”，强调意念作用，灵力判断；另一方面，他可以坐享一个“专业作家”的特殊荣耀，捞取名利，真是滑稽之至。贾平凹在官员的陪同下到江浙地区深入体验社会改革，企图再写出类似《浮躁》那样图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然而，他先天孱弱，匮乏那种创作的滂沛元气和个人激情，自从《废都》的出产，就宣布了他已经彻底丧失某种能力。作为一种低俗消极的农民文化现象，越来越侵蚀我们的感觉，遮蔽着时代的血和痛苦，对他的解剖，文坛做的十分不够。再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无法把这样平庸的作家捧起来。
　　
　　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真正好的作品，与灵魂和存在有关。贾平凹无疑是很勤奋的作家，但是却始终在二流和三流作家之间徘徊，这是他和一些当代作家无法抗拒的命运。更让人可悲的是，贾平凹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命运，而是意识到了，从不敢去正视。在他那里，面对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已经失去了失去了记录苦难的能力，尤其缺乏一种沉思、解析、痛悔。让一个所谓的当代著名作家否定自己仅有的一点成果，这不是要他的命吗？现在的贾平凹再也不是当年自卑的乡下娃了，一副隐士派头，俨然当代的名士，前呼后拥，附庸风雅，写字做画，再也不用躲进所谓的“静虚村”里装隐士了，热中个人名利，恨不得马上就把政府投资兴建的7000万元的“贾平凹文学苑”更改成“平凹旧居”，恨不得马上就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化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犬儒、逍遥、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贾平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仿佛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的婴孩，与民众隔膜太甚。贾平凹就是某学者所批判过的“丑陋的中国文人”，这类文人全面地继承了中国旧文化，而没有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种文化人。请回头看一下他走过的路，他能不为自己根深蒂固的自恋而脸红吗？他的庞大的700多万字的作品不过裸露出了某种烦琐的悲哀，他的那一些不入流的□□书法作品，果真就比当代的一些书法作品值钱？他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确切价值观的人，梦想着不朽，梦想着写出《红楼梦》一样的作品，这是笑话，他让我对于当代作家感到深刻的无助和绝望，贾平凹尽管忙碌着经营他的名利，可千万别在公众场合再来作践卑微的文学，让文学留给那一些出身卑微依然还对人性和生活报有希望的仍然苦苦挣扎的年轻人吧，不就是让人人前人后喊你贾老师吗？不就是要用文学抬高自己的身价再消磨一个崇拜你的美女吗？已经彻底成了这个腐朽和黑暗时代的装饰品了，他和这种恶劣的环境一起在戕害着人的感觉。或许，一个具有真正品格的文人必须与贫穷为伴，因为肥腻的头脑与敏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是我的一种偏见吧。看看现在的贾平凹，被名利和美色包围，身边簇拥着一批别有用心的功利之徒，何曾与苦难的底层保持血肉联系？快一点将自己的臭皮囊抽身名利场吧，贾平凹的佯装看透名利的假姿态，崇尚“生活在别处”，灵魂全面缺席，让我看到了他灵魂的腐朽。“贾平凹现象”越来越构成一种“文化腐败现象”，这种现象证明，在这个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重财轻义的社会里，当代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人生存处境的疼痛感受，他们瘫软在文化酱缸里不能自拔。
　　　　　　
　　再回到我喜欢的鲁迅，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现实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在他那里，有一种对于存在难以化解的灼痛。鲁迅所感受到的却更多地是黑暗，是人性自身中的罪恶和无可救赎，是喧嚣中的死寂。作为中国的读书人，考虑具体的生存处境，过早的轻飘的生活状态，未免不实在，要时刻背负一定的精神重担。高行健从禅宗那里获得解脱，毕竟是经过时事历练的。反观贾平凹，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怎么就没有打动过他呢？下层平民的生存形态难道就从来没有进入他的灵魂吗？在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中，他个人的声音在哪儿呢？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笔下充斥着风花雪月的趣味，他玩味着汉唐文化的根雕泥塑，他对于农村生活采取了美化与修饰，他已经堕落到对于苦难现实的麻木和不敏感，用所谓的庄禅佛来给自己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什么《邵子神数》，什么《奇门遁甲》，并且囿于一己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玩来玩去，早已经玩物丧志，彻底废掉了。再来重温一下孙犁当年为贾平凹散文集所作序言，“人之一生，要经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了污蔑和污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那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到头来往往是跳梁小丑。”孙犁一生承受住一切，是耐得寂寞的一生，这是文人的可贵的节操。而贾平凹呢，这个当年“静虚村”里念着“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现代庄之蝶呢？到底没有真正过了这关，被脚下名利的绊子绊倒了，而且变得俗不可耐，成了一个反讽。一切都透着假，这样虚假的灵魂怎能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鲁迅对这些看得太透彻了，光阴过去六十年了，依然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鲁迅 《坟•论睁了眼看》）。文人作家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他们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作家是社会良心的基石，也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一旦缺少了起码的良心或良心被狗吃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突然想起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中的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承接起属于自己的历史的任务，否则就只能从历史的版图中消失，被时代迅速抛弃，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怎么试图彰显自己。
　　
　　
　　这里没有一味地谴责作家缺乏独立人格的意思，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扣问一下自己，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闲者？胡适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这句话送给贾平凹是最合适的。　　
　　
　　
　　
　　
　　                                                2008年11月7日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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