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从去年底开始，中央便对县级官员进行轮训，规模之大，历史罕见，目的是为了提高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中央对县级官员的培训，对象涵盖全国的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长、县国土局长、县司法局长、监狱狱长等，所训官员都在基层工作中独当一面，每个培训班都达到3千多人，开创建国以来官员培训的最大规模。

此次培训的最大特点是“直训”，由中央官员直接对基层官员授课。授课老师多是部级以上官员，这有利于将中央的精神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基层官员，防止出现“肠梗阻”的现象。过去的培训往往是中央培训省级官员，省再培训市级官员，市培训县级官员，各级政府在培训中对中央精神各取所需甚至歪曲，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中央之所以花力气直训县官，主要是基层的矛盾愈来愈尖锐，社会局势日益不稳定，特别是去年的贵州瓮安和云南的孟连事件，更是使中央意识到，如果再放任基层县官胡作非为，官逼民反，真要亡党亡国了。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老百姓维权意识与能力的不断提高，使偶然性、突发性事件极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因此，如何改变基层官员的施政思维和方式，成为摆在中央案头上的一件大事。

实际上，从目前情况看，中央的政策和措施，绝大部分都是优秀和良好的，对广大老百姓是有利的，也是受到老百姓欢迎和拥护的；但是，在下面执行中就走样，就出问题。社会矛盾的积累，民怨的鼎沸，很大程度上是基层特别是县一级基层的胡作非为引起的。

比如，仅仅5月下旬，全国发生的几个著名案件，就是例证。人们还记得，2007年，山西揭发一系列黑砖窑案，超过1000人被拐骗到当地做奴工，其工作环境条件恶劣，事件震惊中国。但今年5月下旬，安徽省界首市警方发现，32名智障人士身陷当地两家黑砖窑，成为当代包身工，吃的是猪食，干的是牛马活，没有工资、没有人身自由，令人悲愤莫名。官方新华社报道，安徽省界首市公安接到群众举报称，界首市砖集镇的一个砖窑有十多名外地工人被关在院子内，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还经常遭到监工殴打。报道称，警方暗访调查发现举报属实，并获悉界首市光武镇也有一个砖窑存在类似情况，继而开展解救行动，从两个砖窑成功解救智障人员32人，抓捕砖窑主、监工等10名犯罪嫌疑人。

界首市警方透露，这些智障人员来自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他们大多数语言表达能力较差，只有少数受害人能说出自己从何地来到界首。智障人士本身已是不幸，再被奸恶之徒像牲畜一样驱使、奴役，更是痛上加痛，这种伤天害理行径，令人发指，这些黑砖窑主的心已经被黑砖窑冒出的浓浓烟雾熏黑，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人性，竟然挑战全人类良知与文明的底线。

安徽界首市黑砖窑事件，几乎是山西洪洞县砖奴案的翻版，一样丧尽天良、一样惨无人道，不一样的是，安徽界首案是在山西洪洞案被揭发两年之后，在当局誓言严厉打击黑砖窑事件之后发生的。山西洪洞砖奴案后，举国震惊，全球关注，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派出调查组，随后进行全国大排查，高调打击，但没想到两年不到，黑砖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而愈滚愈多，遍地开花。

这里的人为甚么这么胆大包天？这里的官员都干甚么去了？难道上一次打击对这里竟没有一点震撼？以这宗界首黑砖窑案为例，界首地处淮北平原，黑砖窑不是建在偏僻山野，这些黑砖窑居然能够长时间生存，居然能够瞒过当局，如果不是群众举报，这些可怜的智障人士还不知道要被奴役到甚么时候。当局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态度冷漠，听之任之，甚至故意为其提供保护伞呢？

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涉案官员先被当局大张旗鼓地免职，然后又悄悄的复职。这给很多地方官提供了“前车之鉴”，所谓的严肃处理，不过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看似风大雷响，但落在被问责官员身上的，却是毛毛细雨，一两年之后，这些人又是“一条好汉”，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继续做他们的太平官。砖奴流过的血、受过的苦，似乎都已化成一股微风，再也引不起官老爷的怜悯，传媒的监督、舆论的抨击，都被地方当局抛诸脑后。

正因为处罚过轻、问责无力，才令地方官们坐视这些灭绝人性的罪行在自己的管辖地盘内潜滋暗长，一些黑砖窑老板更是我行我素，继续蹂躏人类的良知。惩罚的乏力已经使很多人麻痹，甚至“习以为常”了，这才是社会的悲哀之处。

其实，只要为官一任者守土有责，理事有道，治民有方，黑砖窑就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因此，对于这次界首黑砖窑事件，惩罚黑心老板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治官，要将那些对黑砖窑明助暗纵、坐视不理的官员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还社会一个公正，还人间一个正义。只有铲除了官员腐败的土壤，才能彻底消灭黑砖窑这一人间罪恶。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5月27日下午3时，中国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别遭到了数百名上访群众的示威和冲击，国新办门口的白墙被这些群众喷上大“冤”和“广东省腐败”等红色字样。数百名的群众则将门口围者水泄不通，引起许多过路的北京市民围观，朝阳门内大街一度拥堵。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群众有部分为残疾人，他们坐得轮椅则贴满和写满各种材料。一些情绪激动的中国民众在现场对地方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种种暴行施以控诉，不少人边哭边言。为解决这一尴尬情况，官方出动了大批的警察和武警，对上访群众进行强制驱散。现场，一名身着便服的官员与在场某境外媒体摄影记者发生对峙和口角，到场的警察则将上访的人控诉材料予以没收，场面一度失控。

发生这样的群体事件，地处北京的中央政府当然不乐见；国内媒体也噤若寒蝉。但笔者看来，事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其中有问题，更有希望。问题是，不稳定因素在各处埋伏，如干柴堆积；但为什么人们愿意不远千万里、费尽艰辛要到北京上访？是受到“敌对势力的煽动”吗？显然不是；如真有敌对势力煽动，那么煽动的就不是和平上访而是暴力抵抗了。上访，当然是对中央政府抱着极大的信心、希望和信任，企求中央的雨露滋润。如果中央政府不能为民怨做主，或者人们对中央政府不信任无信心，恐怕就没有北京上访，恐怕就危之殆也。

想必中央也看清了问题实质，所以下决心增强县级吏治管理。早在去年底，中央政府就多管齐下，严防经济不景气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一方面通过整顿地方吏治强化管理，另一方面又针对面临失业压力的农民工及大学毕业生群体，推行一系列援助项目。让全国2000多名中央县委书记到中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学府“集中补课”，其中一项课程是“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主要教导他们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应付突发事件（一般指影响社会稳定、例如“群体性事件”等的重大事故）。然后，公安部也启动专题培训班，集中培训全国的县级公安局长。

据公安部网站说，培训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三项建设”——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并要“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近年来，各地群体性事件一直上升；官方数据说，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超过1万起，持续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6万起，2007年超过8万起。2008年可能超过10万起。

在强化地方行政与治安机关领导干部能力的同时，中央也针对社会的不稳定源头入手，防微杜渐。对于大量的失业农民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也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重点协助1000万名农民工找工作。根据中国官方的估算，目前约有2000万农民工面临就业压力。全总的援助行动主要分成引导农民工再就业，或支持他们创业。全总副主席孙春兰曾表示，农民工培训的内容将配合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在纺织、钢铁、汽车等装备制造业，以及食品、家电、五金等轻工业。全总也将为集体创业的农民工争取提供捆绑式小额贷款担保，同时在全国10个地级城市进行工会小额贷款担保试点。

孙春兰呼吁全总“积极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农民工解难，进一步叫响做实‘农民工有困难、要维权找工会’”。而另一个让中央十分关心的群体，是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国国务院此前宣布，在四个直辖市以外，取消对非本地户籍的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的落户限制，以方便他们自由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去年中国有100万高校毕业生失业，今年毕业生总数将高达592万人。

面对经济下滑，失业率增高，政府大力强调加紧基层司法队伍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全国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会议上，就呼吁全面提升基层检察工作水平，建设过硬基层检察队伍，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周永康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必须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

周永康提出要切实加强法律监督，全面提升基层检察工作水平，着力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问题，要切实提高干警素质，建设过硬基层检察队伍。要执法公正，让违法者依法受到惩处，让守法者依法得到保护。而公安部也派出多个督导小组奔赴各地，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督导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公安部要求督导人员提高思想认识，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准确掌握社情民意上，密切关注企业破产倒闭、职工下岗失业、群众生活困难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及时了解掌握群众的意见、诉求并通报党政部门，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政法机关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然是在担心基层司法不公将进一步加剧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中央便对县级官员进行轮训，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基层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应该说，这种直训对教育和帮助官员，缓和社会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基层官员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掌握一些应付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但是，这种培训治标不治本，难以解决官民冲突中最根本的利益分配问题，在总体上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目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最根本原因是官民冲突，其核心是基层官员已是特殊利益集团成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权机器，肆无忌惮地盘剥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比如在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居然是最大的矿主，谁不让他入股就双规谁；而在黑龙江通河县征地案中，当地县委书记、县长通过巧取豪夺，侵占农民土地6千多亩，成为当地最大地主。

过去，基层官员瓜分的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国家进行“抓大放小”改革后，那些中小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当这些国有企业被分光之后，基层官员又盯上了土地、矿山。可以说，官员已不只是裁判员，而是身兼运动员，直接上场争夺利益。只要官员的特权不受到制约，其侵害老百姓合法权益的动力就会一直存在，只要风头一过，就会故态复萌，继续与民为敌。所以，中央对这些县官的直训，未免只是治标，难以治本。要想真正的安民维稳，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及权力制约机制，使弱者不受欺负，使富者不嚣张，使贵者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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