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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区分“民主制”与“民主化”是可怕的

发表于 2009-06-08 14:19:52

《不区分“民主制”与“民主化”挺可怕》2009-06-06
丁学良 《新民周刊》专栏之一 (资深编辑汪伟整理)

众多的严肃报刊杂志最近几周,纷纷发表对刚刚胜利结束的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全国选举。观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反思我们自己土地上的相关发展,必须作一个重要的区分--不要把“民主制”与“民主化”混为一谈。

1967年印度大选时,有一位英国记者去采访,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印度选民的冷漠与无助情绪。一圈看下来,他得出结论说,经过20年的试验,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失败了。那是印度第四次全国选举,他断言,这将是印度的最后一次全国选举。BBC现在的同事对此颇有感慨。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42年,印度还在举行选举。印度10多亿人口里,选民超过7亿,实际去投票的人超过4亿。大选是非常复杂的事,和以前一样,今年也出现了针对选举的暴力行为,估计还会有更多的暴力行为发生,并且有人指责选举在有些地方不公正。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国内有些人像42年前那位英国记者一样,认为印度的民主已经失败了。不过,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印度的民主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判断的标准是,每次大选之后,印度主要的政党和绝大多数选民都会接受选举的结果,也就是说,新上台的执政党具有法统。

对印度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之得失,之所以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是因为很多人把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民主制)和作为一种过程的民主(民主化)搞混淆了。

简单地说,没有民主化是不可能有民主制的,但民主化和民主制是两个概念。不久前去世的政治学大师亨廷顿一生有十几部著作,最有名的是《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其中有个论点,对全世界的政治学研究者影响极大。他说,关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可以观察到两极相似而中间千差万别的现象。两极相似是指高度民主的国家和高度专制的国家,都相当稳定,而最不稳定的是这两极中间的那些社会,即追求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人们理想中的民主制,是稳定、公平、廉洁、有效、和谐的。这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愿意为建立民主制奋斗、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而实际上,在民主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现象,同人们对民主制的理想之间,落差实在是太大了。从1980年代末即所谓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对民主的许多批评,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比如,民主化过程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常有腐败和不公行为,包括贿选和舞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黑社会势力介入选举。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情况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只要局部暴力没有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民主化就迈进了一大步;只要没有出现系统性的贿选,民主政治运作的结果基本上就被公众认可了。至于黑社会势力介入选举,也要公平看待。不推行民主化,并不等于就没有黑社会势力。一个社会里,只要有些事情是真正的主事者不愿意出马亲手干,就会有黑社会的市场。

民主选举要合法地花掉大量钱财,因为有钱才能组织大型集会、买黄金时段广告、聘请高级顾问等等,所以对民主花钱多的指责也很常见。但民主政治运转的成本是不是太高,必须拿它和不民主的政体运行的成本做比较。实际上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在非民主制下,浪费和贪污的公帑,那种拍脑袋决策导致巨大项目失败造成的损失,等等,绝少会公开,无法全面计算。

最后,不是普遍的、但有时候会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民主化过程中的分离主义势力。这一问题比前几个问题更棘手,但并不是说只要有民主化就一定会出现。1967年印度大选的时候,那位英国记者认为这个国家将四分五裂,因为印度的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到现在为止,印度并没有分裂。倒是它旁边的巴基斯坦,虽然多年里是军人专制,但现在面临分裂的危险。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民主化并不一定带来国家的分裂,而专制往往酝酿着分裂的爆炸性种子。

民主制首先是作为一种理想而出现,但对达到理想的过程,不能看得太美好,不然,当遇到能想象和不能想象的困难,就不会理性地处理,而对困难不能以正面的、建设性的方式来对付,就易半途而废,甚至走回头路。越是缺乏民主由基层做起来的社会,就越是难把民主内化成生活方式,因而就越容易出现民主大跃进的幻想。那种以为几年之内可以在一个两千年没有实行过民主的国家建成民主制的想法,很有害。

民主制和民主化的关系就象造高楼。任何一栋百年基业的高楼,建造过程中都会有噪音灰尘的污染,甚至有工伤事故,还要花很多钱。建成民主制也一样,有它的代价和麻烦,要做好物质、技术和心理上的准备。

民主制是人类绝大部分所向往的。在当今世界上,敢于正面否定民主的人很少,但是,那种把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作拒绝实践民主的人,还相当多。必须在这一点上,把两者区分开来,端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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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主

丁学良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出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教学或研究,兼任国内数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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