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偶然读到陈明远先生一篇博文《给余秋雨的最后忠告》，我对此文的意见是完全认同的。我常常想，作为一个文化名人的余秋雨何以遭到如此之多的诟病，是众多的文化人不识货，亦或患了“红眼病”？看来都不是。陈先生的忠告总算给了我提示，那就是余秋雨讳疾忌医的老毛病使然。

    先从一个 例子说起。1925年，章士钊先生在《甲寅》周刊发表一文，文中涉及清代与民国士气 比较，认为民国士气已逊于清，于此用了一个“每况愈下”成语。鲁迅先生以为抓到把柄，撰文【见《华盖集续编》】讥章“不通”，引《庄子.知北游》为据，认为当作“每下愈况”。章即撰文反唇相讥，引洪迈《容斋续笔》，说明“每下愈况”古已用之，意为情形愈来愈糟。责鲁少见多怪。客观地讲，章自是言之成理，所论有据。后来没看到鲁迅辩解文字，大约是默认输了一阵。举出小小的文字公案，是想说明，鲁迅先生虽然“败诉”，却丝毫未影响后人对他的崇敬，反而因他的尊重事实，尊重真理，更加彰显出大师风度。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知识性的“硬伤”也好，“软伤”也罢，恐怕文化人在所难免。古往今来，各门类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谁 能做到遍阅周览。即便专攻一个领域，亦未必能穷尽所有知识点；即便所谓方家，亦未必处处做得到道通理达。师之大如鲁迅者尚且不免出现“盲点”，遑论其他。其实，知识只有多寡的区别，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关鉴倒在于是否真正做到虚 怀若谷，真正识得有容乃大。

   众所周知，余秋雨先生不管是在书面上还是口语中，涉及知识性【不少属于常识】“硬伤”、“软伤”确实不少。这原本是很寻常的事情，读者、听众想不会另设标准非难余先生。即使他出了点错，闹点笑话，也不至于将它从名人榜中剔除。萧夏林先生等出于维护中国文化纯洁的考虑，“不为尊者讳”，对余的大大小小“伤疤”，“灸”错反正。萧先生如此叫真地咬文嚼字，我们完全理 出于一片至诚，也相信被他“咬”，被他“嚼”过的而又比余先生还要大的师们同样理解。那理解至少可以映射一个学者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貌。不幸的是，余秋雨先生偏偏不理解，偏偏不以为然。他如阿Q之讳言“秃”，以为被人指错或自己认错皆是有损大师光辉形象的事。他真的被面子主义绑架了。这样一来，适得其反，社会反倒要将他的毛病放大。你看，他对“致仕”的望文生义，将“圆寂”佛“冠”道“戴”，以及不可思议地让孔子“年轻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坛不是一片哗然了麽。待到余先生不得不回应时， 则又是 百般狡辩。文人们爱惜“羽毛”的心思可以理解，但这种态度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余先生何自恋若此？他的自大同样让人不能忍受。陈明远先生出道并不比他晚，学术成就也绝不比他低，若论治学之严谨余某更不能望其项背。然而，余秋雨对于陈先生中肯的批评不仅置若罔闻，反倒让其秘书出面敷衍，说不知陈为何许人也。大有鄙薄之意。自大之态一至于斯，无怪余某树敌恁多。

   客观地说，余秋雨先生当然不能视为泛泛之辈，他的努力、他的成就人们都是看得见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存心去抹煞。但那努力、那成就不能作为遮丑的面具。这麽多人所批评所鄙夷的绝不是他的努力与他的成就，而是他的不虚心，他的自我拔高，他的矫情，他的拉大旗作虎皮.......货真价实的大师从来不会伪饰，他若有甚麽过失，必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而改过从善则人皆仰之。余秋雨先生，该是亮出本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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