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长沙，像成都一样，一台公交车火起，多人死伤。

湖南警察很快找到了真相，从一群伤者中找出了一个人。

我去过这个人的家，湘南丘陵下一个爬满青苔的房子，阴暗的房间里摆放着纸和竹扎成的纸马纸屋，令我惊悸的是几个挂在坟头的彩色纸球，有着血一样的鲜艳颜色。这个人收集零散的鞭炮，带回家，取出火药，一天天积累到一桶，然后带到了长沙的公交车上，点上。

这个人当时被送到附二医院抢救，但后来他是死了还是被枪决了，我离开了长沙，也就不知道了。

但我记得是，那次燃烧公交车事件，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泄愤事件。

 

                        长沙公交燃烧案：一次蓄谋已久的泄愤事件

文/记者 邓飞

2004年10月26日下午13时许，长沙韶山路一辆牌照为“湘AO4337”的7路公共汽车突然爆炸。

当晚21时许《凤凰周刊》记者来到长沙时，现场已被打扫干净，未留下任何痕迹。路边书报亭主人张某回忆说，当时“轰”一声巨响，接着“啪啪”响声大作，张大骇，急忙蹲在报摊下面。外面哭喊声一片，张跑出来看到，公交车冒着浓烟，车身两侧玻璃均已炸飞，很多学生哭喊着从车窗里往外爬。一些人烧得体无完肤，站着嘶哭。

该时段是长沙学生上学高峰。张说，在数台救护车赶来之前，他至少看见近30名学生被烧伤。

部分伤者被送到附近的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部和住院部均有大量保安把守。5楼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长沙市第21中学学生周晓艳面目全非，周父俯身照料孩子，周母捉住记者的手大哭，翻来覆去一句话：“我的女儿毁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让这座省会城市陷入深深的惊悸，也迅速震动全国。

 

54人受伤，犯罪嫌疑人目前就医

10月27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刘伏友向《凤凰周刊》表示，该院接收了爆炸案中的所有重伤者，没有人死亡。

10月27日下午，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江签发新闻通稿，宣布案件共造成54人不同程度烧伤，其中危重病人9人，目前暂无人员死亡。警方已确定爆炸案件制造者名叫阳进泉，今年54岁，“因为家庭矛盾而厌世”。

通稿未透露阳进泉的伤情及现状，《凤凰周刊》获悉，阳进泉至今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治疗，除当晚通知家属辨认一次外，受到严密控制。

10月29日，记者来到阳进泉的家乡——湖南衡山县江东乡石桥村。

阳家孤零零地蜷在两个山包脚下，泥土坯的房子陈旧、矮小。阳的弟媳李芳志在家，客厅里摆放着两副还未上漆的原木棺材。李说其中一副是阳为自己准备的，阳似乎为自己准备好了后事。在卧房里有一个大镜框，阳把自己的一张大幅照片放了进去。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摆满了颜色艳丽的纸制菩萨。

面对记者，李芳志突然哭了，说：“你以为他不苦么？”

据称，阳进泉是个遗腹子，三岁时母亲改嫁，再大一点他离开继父家回到村子由叔伯父抚养。13岁时到江西打小工。17岁回村参军入伍，在广东海军部队服役。5年后，阳复员回乡，被安排在衡山药材公司，下到村里帮村民种植药材。

村主任曹文贤说，阳早年在部队里入了党。像村里其他47个党员一样，阳看起来耿直、热情，愿意帮助其他村民。每年的党费和上缴税费一分不少。阳还经常做其他村民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遵守国家政策。村民们印象深刻的是，1999年村里阳新雨夫妇吵架，扬言离婚，只有阳上门做两口子工作。

对于阳疯狂报复社会的原因，曹文贤和其他村民认为，是夫妻离婚导致的家庭矛盾“烧坏了阳的脑子”。

 

疑妻外遇成心病

在阳的衣柜抽屉里，三个孩子的小学学生证和一家人的红色户口本叠放得整整齐齐，昏黄的黑白照片上，孩子们腼腆地笑。这个家庭到底发生过什么？

1975年3月，通过公社书记介绍，阳进泉和一个叫彭华（化名）的农村女孩结婚。彭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转正，一直住在学校，一周回村两次。而衡山县药材公司不景气，阳下岗了，靠编制花圈和烧给逝者的纸制灵屋为生。阳的手工细腻，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纸马师傅，夫妇有了两女一男3个孩子。

10月29日晚，记者找到了彭华。瘦小的彭原地立正，局促不安，她已有了新的家庭。彭说长沙公安已找她谈过话，她知道了阳在长沙的事情。

当听说阳伤害的54个人中有很多学生时，彭脸色煞白，这显然是她未知的信息，她说了一句“丧心病狂”。

“没有人能够和他一起过日子。”彭说，她给阳端一杯开水，阳也会说她下毒，并且拒绝和她同居，说怕她拿刀杀他。

夫妻俩的巨大冲突，始自二女儿阳小芬（化名）的婚嫁。小芬16岁时，母亲想将她许配给同校一个曹姓教师，曹在学校被公认是一个上进勤奋的好老师，彭认为他是女儿可以托付终生的人。阳进泉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女儿太小，不能嫁给她的班主任老师，进而怀疑，彭之所以在意这场婚事，是因为与曹有染。

11月1日下午，记者找到小芬。瘦小、蜡黄的小芬说，阳进泉多次告诉自己，母亲是一个生活淫荡的人，和学校很多男教师有染，而小芬一度相信了父亲的说法。1995年9月，小芬在师范上学期间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转述了父亲的诸多指责，希望母亲能够和父亲充分交流，解决好夫妻矛盾。

“我差点把母亲逼疯了。”小芬说，学校的老师们打电话把她从学校叫回来，说彭老师是学校里最朴素、最谨小慎微的老师，为供子女上学，舍不得花一分钱。一些老师痛斥她对母亲的鲁莽。小芬去找父亲，要他与母亲对质，阳进泉却拒绝承认说过妻子的不是。

女儿最终相信了母亲的清白，却无法劝阻父亲的坚持。一个曾经其乐融融的五口之家开始破裂：

小芬自愿选择了母亲介绍的曹老师，与父亲决裂；

姐姐小霞（化名）在父母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匆匆忙忙把自己嫁了出去；

小儿子小军（化名）是家庭矛盾中最大的受害者。当年的初中生有时觉得母亲是一个荡妇，有时又觉得父亲是大骗子，他变得罕见的叛逆，一度冷漠而暴躁，阳进泉还曾操起菜刀在村子里追砍儿子。小军最后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离开村子。

“不离婚，母亲最后会被父亲逼死。”小芬说，他们姐弟最后一致支持母亲离婚，他们认为选择离开才会安全。

 

曾欲火烧政法委施以报复

1998年2月13日，彭向衡山县法院提出离婚。编号（1998）衡山民初字第16号判决书显示，当时阳见彭去意已决，便提出自己多病、无工作，要求女方给予经济补助。

3月23日，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彭只身离开了村庄，并支付阳6000元补助。其中3000元是小芬向单位借的。她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00多元，而此后学校每月扣留300元直至还清欠款。

离婚后，阳进泉找了邻县一个妇女共同生活，两年后再度分手。

阳进泉原本不服法院判离，第二段家庭生活失败后，他不断上访。阳进泉经历过“组织”包揽人民公私大小事务的年代，已习惯仰仗“组织”，而彭是有“组织”的人，阳就坚持认为彭的单位——江东中学和县教育局在离婚案中帮了彭，导致法院判离。

阳多次向衡山相关部门写送报告，要求法院纠正判决。阳甚至通过战友找到县政法委某高层，要求政法委出面干预，对方表示政法委无法介入。

《凤凰周刊》调查获悉，2000年下半年，阳进泉曾为此带着汽油到县政法委放火，但误烧了隔壁的老干局。后来，阳只身到湖南省公安厅投案，被衡山县人民法院判刑一年半。

2001年，阳进泉出狱后又找了本乡一个妇女，并搬到了女方家里。

2002年下半年，小芬在学校意外看到了父亲，阳进泉说自己现在做了别人的上门女婿，衡阳农村规矩是子女可以拒绝赡养“倒插门”的父亲，他担心小芬三姐弟以后不会赡养他了。小芬表示自己一定会尽赡养之责。阳进泉松了一口气，说自己其实雇了“保镖”一起来的。小芬觉得气愤和悲哀，对女儿都先礼后兵，“哪有这样的父亲？”

2003年春节，儿子小军从广州回到了村里，给阳进泉送去钱和新衣，当着父亲和他新对象的面表示，子女们都希望父亲过得好，他们会照顾他的晚年生活。

然而，阳进泉和那位妇女最终分手。2004年6月22日，阳去了县城宏源信息公司，交了100元征婚信息费，想再找老伴。

案发后，相关资料已被警方调走。公司经理欧阳春林向《凤凰周刊》回忆说，阳在个人资料中介绍自己“高级纸马师，年收入上万，有三个子女，一年可供一万元生活费”。公司给阳介绍了一个妇女，但见面后双方均不满意，“阳很失望、焦躁”。后来，他们又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准备通知阳见面。没想到凌晨两点，长沙刑警叫醒了他，说阳出事了。

“阳的表现奇怪，所以我们对他印象深刻。”信息公司的员工说，阳嘱咐中介所，出生年分和他八字不符的女人“再好也不要”。

在寻找新伴侣的同时，阳进泉继续上访。他不识字，只能口述，曾多次花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润笔费”请人代笔写上访报告——他赚来的辛苦钱几乎都投入进去，却没怎么去治严重的支气管炎。案发当晚，警方在阳家阁楼上找到了所有报告材料，并拒绝公开相关内容。

 

“我们活在恐惧中”

2004年9月13日，乡政府派人到村里，要阳尊重法律判决。

村民说阳此后一天比一天怪异，他晚上睡觉时，先在外面锁好大门，然后从后门进去，“似乎是怕别人害他”，几次村里有人找他，都以为他不在家。而对阳的家人来说，他们开始生活在阳制造的恐怖当中：阳进泉多次警告自己的大女婿不要将孩子交给岳母抚养，他迟早要对彭下手，以免牵连。

案发后，村民告诉长沙刑警，阳曾公开扬言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阳留给村民最后一句话是“我去赶集了”，村民们说阳无法得到高爆炸药，否则伤害会更大。

“我们知道父亲开始有点不正常，但我们只能躲着他。”小芬坚持认为她的父亲存在精神疾病，所以无法沟通。阳进泉到底有无精神方面的疾患，需要权威部门鉴定认证。但一个事实是，当亲人和亲情都离开以后，这个出现怪异现象、充满仇恨的人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心理出路。

10月26日深夜，小芬随同长沙刑警去长沙做辨认工作时，只看到父亲纱布裹缠外的嘴巴和眼睛。阳进泉听到女儿喊他，没有应声，迟疑地点了点头。

“这一天真的来了，只是受害者由我们换成了长沙的那一些无辜的人们。”小芬在记者面前猛地扭头哭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英红分析阳的行为时表示：“遇到想不开的事，农民找不到渠道排解，生存环境也没有较多支持资源，他们很容易采取过激行为。”

相关资料表明，中国自杀死亡者中有63%的人患有各种精神疾病，接受过诊治的还不到10%。而农民对心理医生和心理疾患甚至谈不上知道。

当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纽带在现代农村日渐松散，基层政权的官员往往在催收税费和监督村民结扎时才会去村里，农村成为一个缺乏心理关怀的角落已成普遍现象。与此相伴的是农民的高自杀率和报复社会犯罪率。《中国妇女报》电子版曾援引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资料说，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采访中，村民们称自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群体”。

2004年7月7日，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张庆国撰文《农村妇女高自杀率原因对策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且城市自杀率要远远高于农村，而中国截然相反，农民自杀特别是农村妇女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沙公车爆炸事件再次表明，这一问题远远不只是农村和农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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