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許知遠

作者電郵：edmund.z.xu@gmail.com ; 專欄http://www.ftchinese.com/column.php?id=007000007

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說服對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與遼東半島，賠償兩億兩白銀。

協定的內容令人屈辱，但談判的氣氛卻是緩和的。李鴻章七十三歲了，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他一直是中國最著名和最有權力的大臣，以洋務運動的領導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輕十八歲，是明治維新中的領導人物。兩人互存好感，因爲比起到來的西方人，中日之間的密切聯繫由來已久。伊藤博文這一代仍浸潤於中國文化傳統，熟悉儒家的倫理和唐人的詩歌，日本皇室和大臣們之間經常使用漢字的書信來交流。即使中文與日文的發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過筆談來交流想法。

他們十年前還在天津見過，伊藤博文專程去拜訪這位北洋大臣，討論兩國變法的事宜。那時，兩個國家至少在表面上還幾乎處於同一條跑線上，都派遣留學生去西方，都購買德國的戰艦。而且看起來，中國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購買的戰艦規模更大。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兩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存在著多麽大的差異。在日本，留學歸來的伊藤博文可以進入權力中央，而他在英國的同學嚴複歸國後卻鬱鬱不得志。

決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戰爭，不是兩國的財富，而是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結全國之力，而中國則先是反應遲緩，然後陷入一團慌亂，在戰機不斷延誤之後，又決定拼死一戰。戰鬥發生後，所有隱藏在巨大船艦背後的弱點開始暴露出來，指揮的失利、炮彈不足、官兵士氣墮落……

朝廷中的爭吵從未結束過，一個國家的戰爭，被當作李鴻章的一個人的戰爭，他的政治反對者首要的意願，是借此摧毀他的政治權威。而民間對於這場戰爭的反應同樣是遲緩的。普通的公衆從未接受過基本的知識訓練，也從不知道世界是怎樣的。山東煙臺的農民們，爲了一點點報酬領著日本士兵登陸。絕大部分讀書人的頭腦，則被四書五經、八股文章佔據著。至於最高的當權者慈禧太后，她已不受控制的行使了三十年的權力，沒人敢於挑戰她的權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壽，與日本的衝突的壞消息被瞞了再瞞，才最終進入她的耳中的，因爲李鴻章擔心因此壞了她的心情。

這個國家的所有權力，是徹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擁有一切，而在剩下來的空間裏，大臣們各自發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這種權力結構，必然性的腐蝕掉整個社會，沒人爲這個國家的長遠未來考慮，都是眼前利益的俘虜。

在伊藤博文看來，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許沒辦法集中一國之力戰勝日本，卻有能力將中國的土地和財富慷慨的給予日本。李鴻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許可權，可以輕易的承諾和給予。在第一次會談裏，伊藤博文感慨說：「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辦，辦事甚爲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會談中失利，則可能隨時被議院彈劾。

談判的結果震驚了整個天朝。「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里之遼台，償二百兆金幣。元氣盡斷，以啓戎心而速危亡。」梁啓超在四年後回憶說。這時，他已流亡日本。一年前，他和他的老師、朋友與光緒的蜜月期僅僅持續了三個月，就嘎然而止了。年輕、雄心勃勃、卻脆弱不堪的皇帝，想推動變革，卻發現既沒有政治資源也沒有政治智慧。

而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則回到他最擅長的領域——創辦報紙、寫作、推介新觀念。他自己也清楚，他那支常帶濃厚感情的筆鋒，是多麽的富有感染力。提倡民權是《清議報》的宗旨之一，梁啓超一定感到了這個國家最大的困境，是國家權力的私人化。長久以來，這個國家最開明的政治哲學家，不過強調的是保民與牧民的觀念——人民像嬰兒一樣，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與權力。倘若不幸出生在殘暴和亂世，那麽經常僅僅是服從和被屠殺的材料。

梁啓超相信如今的時代已經變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也已轉化了。他在日本不斷開闊的視野，尋找新的名詞來表述這種新關係。「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是公司之事務所，而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在做出這兩個比喻之後，他接著問道，是公司爲事務所而設立，還是事務所爲公司而設立，是會館爲村市而設立，還是村市爲會館而設立。在他看來，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卻是顛倒的。

這個事務總辦、會館值理的慈禧太后和他那一群滿族奴僕，壟斷著國家的政治權力，將國家的權益，作爲私人禮物贈送給入侵者，以維持自身統治。滿族大臣剛毅的臭名昭著的名言必讓他氣憤不已。在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困境時，他首要關心的滿族人的絕對權威正在被漢族人侵蝕。他說這江山「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友邦」是入侵者，「家奴」則是四億漢族人。

於是，對於失敗國家的深刻沮喪、對於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轉化成對一小群滿族統治者的憤怒。人們很容易想當然的以爲，帝國主義導致的民族主義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的主要矛盾。但倘若你身處那時的東京——中國留學生和流亡者的大本營時，你會發現滿漢矛盾才是最熱門的話題。滿族人的當政，意味著無限的政治專制，意味著民權的被壓抑，滿族統治者對自身權力的關注，早已超越了對這個國家未來的關注。他們變成了整個國家自我更新的最大的障礙。

不能開花的枯樹，不能生蛋的公雞，不能蒸出飯的沙子，梁啓超用一連串的比喻來形容滿人政權。唯有打破它，才可能締造一個強大、富足、健康的中國。

沮喪和憤怒也導致了激烈的藥方，至少是在1899年—1902年，梁啓超是個休克療法的支持者。他說破壞之藥，是此刻第一要務，也是第一美德。

他也知道這種破壞主義可能導致的悲劇。但是，他對於中國的進展深感絕望。破壞主義或許會帶來了殘暴，但是目前滿人所統治的中國正陷入無意識的破壞，它的傷害或許更爲驚人。他在《新民說》列舉1892年，僅在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達到上百萬；鄭州的黃河口決堤，又是十多萬人；冬春交替時，北方至少有十萬人死於寒冷，而廣東死於瘟疫的每年都超過十萬人，至於迫於生計，而淪爲盜匪，或被盜匪殺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萬……

這個國家像是慢性的潰瘍，敗壞和重生都在進行。因爲缺乏整體的國家意識和權利意識，也沒有足夠的現代通訊，塑造全國性的輿論，這些潰敗經常在本地被消化掉，它對整個國家的穩固性似乎沒有太多影響。

1905年在中國旅行的日本記者德富蘇峰，也有過類似的感慨。他發現，中國每發生一次饑荒就會有幾千萬人被餓死，每發生一次內亂就有幾千萬人被殺死。但是，當他穿越南方的省份時，發現半個世紀前的太平天國運動似乎沒留下太多的痕跡。

「關於中國人的繁殖力，雖然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但說其非常偉大應該是不過分的」，他在《七十八日遊記》中寫道。他也發現在面對任何災難時，中國人幾乎都是個人主義者。「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不依賴政府的了……中國人是獨立自主。」但是在這種獨立背後，又是一種深刻的無奈和放棄——「政府就連指甲垢那麽一點點關照國民的心都沒有」，國民則沒有興趣關注任何與個人無關的公共事務。

德富蘇峰到來時，中國精英階層對立憲的討論正激烈展開。人們期待憲政，能約束專職權力，也造就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德富蘇峰瞭解中國對於立憲的積極態度。一方面，剛剛結束的日俄戰爭表明，君主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君主專制的俄國，它表明了立憲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經驗也讓他熟悉這所有的對立憲的熱忱的原因。

出生於1863年的德富蘇峰，是那一代人中最知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就是日本的梁啓超。他的青少年階段，正是風雲激盪的明治維新開始之時。

日本面臨著與中國相似的困境，如何獲得獨立與尊嚴，擺脫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他們的行動比中國更迅速也更有力。日本沒有強大的專制傳統，皇室家族更多的是象徵意義，一小群政治精英，有能力扭轉整個國家的方向。當他們齊心協力時，就爆發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但很多人成爲了激烈的國家主義者，他們用各種方式令政府強大，並相信只要政府強大了，其中的人民也就自然獲得了自由。他們很多變成了帝國主義者與武力主義的信仰者。結果，一種新的形態形成了，日本出現了一個強大、高效的官僚和軍事體系，他們可以對外展開戰爭。但是日本人的生活和權利，卻得不到保證，他們依舊貧窮。

德富蘇峰尋求的是另一條道路。「他們不是對富國不熱心，而是只把政府當作了整個國家，癡心妄想地以爲富政府就是富國」，他在1888年的《國民之友》上問道，「爲了富他們的政府，就可以不顧一切地使人民憤怒，使人民痛苦，這樣作難道合適嗎？」

距離梁啓超與德富蘇峰的年代，已經一個世紀了。但一些關鍵問題上，歷史的進步似乎沒有提供太多的安慰。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時，我想起了梁啓超的國權與民權之爭，想起德富蘇峰對於中國人的「個體主義精神」的感慨。很多方面，它已發生了變化。

資訊已如此暢通，災難不會被遮蔽。政府也不再無能到袖手旁觀，它出動直升機、軍隊，並動用國有財政。但是在一些基本邏輯上，它卻又沒有改變。儘管政府的發言人早已使用了現代西方詞語，學會了新的宣傳方式，但「保民和牧民」的思想卻依舊如此。

這種感覺在死亡人數的公佈上，是如此明顯。一直到5月6日，距離去年的地震已將近一年。中國公衆仍不清楚有多少同胞在這場災難中遇害。讓人不安與氣憤的是，其中到底有多少個學生，仍然是個秘密。

政府也阻止試圖瞭解真相的人。那些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和親屬，遭遇恐嚇和非法拘留，他們被禁止談論自己的苦難、憤怒和疑問。死亡的數據則成了禁區，一些獨立調查者們在試圖收集有關地震資訊時，遭遇到搪塞、拒絕或者暴力攻擊。

死亡或許暫時驚醒了公衆內心的良知，卻顯然沒有驚醒那個漫長、龐大、令人恐懼的官僚體制。而這個體制，隨時準備吞噬人們所有的善意和溫暖，還之以冷漠和怯懦。

68712人死亡，18000人失蹤，其中5335個是學生。5月7日的官方新聞發佈會最終公佈了死亡與失蹤的數據。它像是對一個長期公衆質疑的傲慢和不耐煩的回應——你們不是需要數據嗎，那麽我就給你數據。它的潛台詞是明確的，這個數據只能由官方來提供，其他任何個人、社會組織，都無權過問。它沒有耐心給出更詳細的解答，這些死亡者姓甚名誰，一個抽象的、整體性的數據取代了具體和生動的個人。

這些數據的給出的過程，也暗示了這個國家最根本的挑戰所在——官僚權力的壟斷。它壟斷著這個國家的政治權力、最重要的經濟利益，甚至公民的死亡。這種壟斷不再是向毛澤東時代那樣無處不在，卻仍然是強大得令人窒息。

在它的核心價值體系中，所有人仍只是實現某種目標或者展現權力的工具。官僚權力和公衆之間，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前者施捨，後者接納，後者永遠不可能挑戰前者。前者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它可以展開廣泛的收買，塑造一種附庸關係。所有頭腦精明的人都會很快意識到——一旦進入一個特權階層，臣服於某種遊戲規則，你將獲得無限的自由和富足。

作爲公衆，你可以表現你的同情、正義和參與，但是必須在政府指定的區域內。倘若，你要超越這個區域，那麽迎接你將是重重障礙。大多數人在探尋的過程中，變得心灰意冷，最終可能丟失掉最初的所有熱忱，而放棄或變得冷嘲熱諷。而一小部分人堅持下來，但經常也變成了憤世嫉俗的鬥士形象。一個我們渴望的、健康的公衆群體、社會力量，總是難以實現。

1902年的梁啓超，把滿族統治者視作社會進步的障礙，號召中國青年像日本人「驅逐幕府」一樣去驅逐滿人。而現在的中國呢，如果以某種不一定準確的類比，這個仍在不斷膨脹的官僚體制，是壓在中國人身上最大的障礙，它自身的意志和利益，早已超越了這個民族的利益。

當然，歷史提醒我們，一切並非這麽簡單。我們以爲越過一個障礙就輕車熟路，卻發現度過了一個障礙後，掉入另一個更大的陷阱。

不過，這希望與幻滅的交替，不正是人生的本來面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