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曾写过一篇小说叫《动物凶猛》，讲的是文革时期军队大院的孩子们的生活。王朔觉得那个时候都是一帮子不管天不管地“请勿靠近”的“生不愣子们”“不吝秧子的主儿”，所以叫《动物凶猛》。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也被称为“文革一代”，其特点就是“凶猛”，那怕是读《大学》《中庸》，总会不自觉地要去注意一下它的语言，而且总带有“批判”眼光和角度。

如《大学》一段：“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再如《中庸》两段，其一：“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其二：“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读到这样的语言不仅是我，相信谁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它们太有冲击力了，冲击人的听觉，也冲击人的视觉。这语言的特点是用了类似诗歌里“顶真”一格的修辞手法，采用严密的逻辑或事理的推理方法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层层推进，不留漏洞，一气呵成，飞流直下，不给人以一点喘息的机会，在表达上显示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势。它不想让你停下来想什么，而是一鼓作气地凶猛地向你的思想直冲过去，耳提面命，带着武断，呈现出霸气。有说《大学》为曾参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若是，子思是曾参的学生，师生两人的行文如此相像，他们之间在传承了哲学伦理思想的同时也传承了作文的风格，真是颇有意味的事。

我们知道儒家是讲温良恭俭让的，可是儒家学者的文章，原来他们在作文时一点也不温良恭让，而是霸气十足，并且师徒相承，代代相传。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他的文章以雄辩著称，行文尖锐泼辣、锋芒毕露，比较着读，他的这种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我们不是也可以从他的先师们那里找到其成因吗？

在《孟子》一书中，可举的例子俯拾皆是，信手拈出《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的开头为例。孟子到了梁国，梁惠王问他给他们国家带来了什么有利的东西，孟子劈头就给顶了回去，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你看看，人家只说了一句，他就拉拉扯扯地说了这样多，说得泼水不进，听的人简直就是蒙了。用这样的语言攻势，他把人家国王当成什么了？我们或许会说：这孟老先生是不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当然不是，他不是倡导“舍生取义”吗？为了推销自己的理论，他也是可以做到不去谈什么人情世故的。这是孟子的性格，更是他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与道德理想的追求。

这种充满着霸气风格的语言，到了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被运用到了极致。在这篇被称为“千古檄文”的一开头，作者就直指坐在皇位上的武则天是不合法的，并羞辱她性格和出生：“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接下去一泄千里，历数武氏的无道和罪恶，号召大家起来打倒这个“秽乱春宫”“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的女人，推翻她那个不合法度的政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我们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用这样极具煽动性和充满了必胜信心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他人是不容置辩的，也无法置辩，而只有跟着他去一往无前。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更是被一千多年以后“文革”中产生出的新文体——“大字报”广泛引用，从而行之有效地表现出了壮烈的革命豪情和勇猛的革命战斗力，把语言凶猛的冲击力演绎得淋漓尽致。

儒否，语言是能表现出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什么样的时代会造就出什么样的语言，同样，什么样的语言也能体现出什么样的时代的特点，所以读不同时代的文章的时候留心一下语言，探颐索隐，可以了解到文章内容背后更加丰富的东西。如，骂人有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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