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说，广东省深圳市长许宗衡遭“双规”后的腐败弊案，似乎愈演愈烈，香港传媒近日大篇幅报导这一涉及情色、金钱及贪腐的大案，涉案官员之多及牵连之广，中共中纪委专案组认为已超过赖昌星案及陈良宇案，极可能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弊案。

现年54岁的许宗衡1993年调到深圳之前，长期在湖南任职；但他在2005年升任深圳市长时，已在深圳工作12年，被视为深圳本地干部，创下深圳本地干部担任市长先例。有舆论认为，许宗衡在深圳任职期间大搞“湖南帮”惹来许多议论，据传这是他遭“双规”原因之一；但香港媒体指出，许宗衡遭“双规”，最主要是与首富黄光裕案有关。黄光裕是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去年因涉嫌“操纵市场”而被警方带走调查，至今所涉案情仍不明朗，但黄光裕案调查期间，至今已有多名中国政府高官、尤其广东高官涉案被“双规”。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黄松友、公安部前部长助理郑少东、原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等。这些遭“双规”的高官，都曾长期在广东任职。

香港《明报》指出，在多名调查人员“车轮式”的审问后，许宗衡已承认部分涉贿案，包括兴建地铁线路、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场馆建设工程、盐坝高速、桃源村三期等，还供出其他涉案官员。据称，许宗衡供出的涉案官员，不但涉及已经退休的前深圳高官，甚至还有在任的正省级官员。目前中纪委调查组仍坐镇深圳市郊麒麟山庄，深圳市所有党政官员都被要求不要离开深圳。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消息说，先前长期任职广东省公安厅的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被“双规”后交代出57个副部级高官，中纪委专案组认为，此案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案子，肯定比赖昌星案、陈良宇案的规模还要庞大。

中共每次党大会召开前，都会主抓一件大案、要案，2002年十六大前是厦门远华集团赖昌星案，2007年十七大前是上海陈良宇案。目前看来，黄光裕案牵连甚广，有机会发展成为2012年十八大前的反腐主剧。厦门远华赖昌星案爆发於1999年，赖昌星被指利用勾结上下政府官员方式，达成走私目的，逃税额度高达5百亿元人民币。赖昌星案发之后远走加拿大至今未归，涉及此案的官员，除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外，主要集中在福建省、厦门市。陈良宇案爆发于2006年，陈良宇因社保基金挪用问题下台，除陈良宇外，涉案者主要为上海市局级官员。此案的重要性，在陈良宇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身分。大陆首富、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操纵市场”于去年11月间被带走调查，至今案情不详。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撰文称，广东多位省部级官员接连落马，中纪委的权势再受瞩目，加上中纪委近日下令资助县级纪委扩权扩编，令地方纪委官员欢呼“春天来了”，一扫三年前被降级的颓风。但是，中纪委反贪背后的权斗性质、凌驾于司法的体制、罔顾司法人权的办案手法，实在无法赢得掌声，反而令人担心中国法治的冬天还要延续下去。

李平称，司法腐败是内地民怨载道的主因之一，也导致每年数十万人涌入北京“告御状”。司法不独立、党大于法，是司法腐败的根源，但当局本末倒置，让原本只应执行党纪党规的纪委变成最高执法部门，享有超过司法机构的执法权，犹如明朝的东厂、西厂，结果纪委官员滥权滥法，湖南省郴州市前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曾锦春被称为“第一贪纪委书记”，只是揭开纪检系统腐败冰山之一角。内地在2006、2007年的地方党委换届选举中厉行“减副”，即减少党委副书记的人数，其中纪委书记一般不再兼任党委副书记，变相将纪委降级，这也被视为中央加强约束滥权滥法的纪委的一个举措。但不到三年，纪委的权势再度膨胀，中纪委近日连发9号、10号文件，下令加强县级纪委的地位和装备，包括增加人员编制、纪委书记在党委常委中排位在前，新配备的汽车、电脑、摄录机、相机和录音笔等，由中央财政补助50%至80%，其馀由省级财政负担。地方纪委官员更进一步要求恢复纪委书记兼任党委副书记，改变近年纪委被“虚化”的状况。

李平称，中纪委将深圳市长许宗衡拉下马，外界相信主因不是许宗衡涉贪，而是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得罪了权贵，“深圳的小科长后面都可能有北京的大后台”。纪委此时扩权扩编，与其说是反贪的需要，不如说是中共十八大之前权斗的需要。纪委无论如何强大，都解决不了无官不贪的问题，反而令中国司法独立、以法治国的目标更加飘淼。

被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拖落水的省部级高官中，第一个被“双规”的是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但中纪委发布相关消息又是最迟，相隔6个月，在宣布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被扣查之后，即郑少东被扣查已接近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高6个月的期限。郑少东在公安部时主管的经济犯罪侦察局，是公认的危险少、好处多的肥缺。与治安警察最喜欢抓赌一样，地方上的经济警察最喜欢的是抓传销，不只可以瓜分现场查抄的现金，而且跨省抓捕传销人士，一旦同意他们取保候审，往往是收取10万元保证金，只会开出6万元的收据，还没人敢投诉。当然，这是地方上小经警玩的把戏而已。经侦局主打税务、集资、传销、洗钱、证券投资等范围的犯罪，不少业务与富豪们的贴身利益息息相关，郑少东等经警高层自然成为他们巴结的对象，其中的利益输送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传闻郑少东交黄光裕打理的资产就数以亿元计。

黄光裕去年11月被扣查后，郑少东翌月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郑少东的慎捕说，无异于袒护黄光裕，同时公开向过界查案的中纪委叫板，结果惹恼了原本就对经侦系统庞大利益虎视眈眈的纪委官员。20天后，即今年1月12日，郑少东和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就被中纪委双规，但中纪委直至前日才证实郑少东正“接受组织审查”。贪官被扣查，并不值得同情。但是，如果高官都可以被随意扣查、任意延长扣查时限，平民百姓的司法人权又怎么可能得到保障？况且，以非法的程序、手法去查处贪官，并不能彰显正义，只能凸显权斗和纪委、公安的利益之争。

举国上下，特别是老百姓和媒体对反腐败，从来都是支持和拥护的，鲜少在公安、纪检部门抓贪官后，有什么非议的，都是拍手称快。但是这次，却出现如此腹诽的声音，恐怕是数十年来反腐败斗争中少见的现象，也恐怕是公安、纪检部门始料未及的。这说明，反腐败反了数十年，越反越腐，人民已经不耐烦了。如果反腐败再不制度化、再不法律化，那么反腐败，在人民的心目中不但失去了应有的崇高地位和光辉的形象，而且一旦形成反腐败是“凸显权斗”和“利益之争”的共识，人们将同情被反掉的贪官，执政党和政府的崇高地位和光辉形象，恐怕也就大有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反腐败的不透明，也越来越被人诟病。香港《明报》说，若论近日最多港人留意的内地官场新闻，相信一定非深圳市长许宗衡被“双规”莫属。虽然官方在许宗衡被带走3天后才发出几十个字的“中纪委证实”公告，指他是“涉嫌严重违纪”，但本港的传媒、特别是报章连日大篇幅的透露许遭查的原因，相信读者也对此案有更深入的认识。

翻开这几天的深圳报章，除了6月9日刊登前一天新华社引述中纪委证实许宗衡正接受调查的短短几句话外，再也看不到任何有关许的消息，好像这位“一市之长”突然被带走调查，完全与深圳无关。于是乎，对于许案的更多消息，不少深圳人要向香港的亲友们以“出口转内销”的形式打听。也有一些有心者，这几天也察看深圳官方信息，看有哪些官员“未公开露面”来猜测其动向，但在许宗被带走调查后6天以来，深圳现有9名副市长中，除了据说是生病的阎小培外，均陆续露面。

虽然，深圳经过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社会发达程度及人均生活水平均已在全国最高之列，但从许宗衡事件仍可以看出，深圳在对于公众知情权、社会透明度，以及法制问题上，与香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什么原因令深圳市及广东省的官员有“难言之隐”而需“集体沉默”？社会上的种种疑问好像从来不在官方的考虑之列。反腐败的神秘化，由此也让中国的反腐败蒙羞。

这里面，有什么“国家机密”？！有什么见不得人、透不得光的东西？！反腐败成了“暗箱操作”，那么，有什么理由能让整个社会阳光起来？！

昨日，网络上流传一则消息，说中央纪委一位负责同志主动向记者透露，陈绍基案件后，广东因害怕被牵连的党政军官员不计其数，在风声鹤唳之下，迄今为止，外逃高官已经多达150个家庭。其中退休的省级干部高达6人，厅级干部多达70人，这些人潜逃带走了高达上百亿的资产。但由于事发突然，他们在国内囤积的房产几乎都没有来得及变卖，截至5月底计算，中纪委查封的“无主”（已经潜逃）的房地产仅仅广州一地就高达1800多套，其中散布在碧桂园等上百万的豪华别墅就多达160套。

这位官员强调，这只是说那些潜逃官员留下来的贪腐房产，不包括被双规和正式逮捕的，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位中纪委高级官员主动联系记者透露消息，让驻北京记者很吃惊。但这位官员最后坦然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他说，由于这种查封和没收的贪官房产数量巨大，处置作价可以由办案官员随心所欲，他眼看一起把这些贪官的房产便宜卖给现在的当权者的腐败事件正准备开始上演。他于心不忍。他说，这种大贪办小贪，一贪连一贪的事情让他很绝望，他希望透过的消息，能够提醒那些准备贪污没收了的贪官的豪华房地产。

这则消息，笔者没有在官方媒体发现，所以也只能当成“谣言”看待。不过，相信官方和官方媒体，对这个“谣言”也应该是知道的。

总之，许宗衡贪腐案愈演愈烈，让人们反思却越来越沉。反腐败的制度化、法律化和透明度，成为中央政府必须尽快纳入议事日程的关键问题，而且必须尽快有一个合乎民心民意的答案。否则，反腐败将失去公平与正义，会越来越成为被民众和历史嘲笑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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