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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系列之六
墨子虽然提出了一整套的全民化互爱互助学说,但却没有任何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的“配套性保障措施”,难免会流于空洞的说教。
不仅如此,墨子的兼爱理论所面临的强大挑战还在于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深厚的贵族文化积淀。在贵族文化体系中,人欲像一尊硕大无比的大缸立于中央位置,让全社会的人顶礼膜拜。在贵族文化主导下,不同的阶层享有不同的利益。为了争夺利益,诸侯国、家庭/家族乃至个人在强权暴政之下“各自为战”, 形成了无休止占有社会财富的意识形态。
占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破坏的行为。占有欲从本质上说就是破坏欲。
“他人就是地狱”。在缺乏“兼爱”的中国社会,每个人都被迫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为了谋取别人的财富或者避免丧失自己的财富而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的危险状态下,每个人都被迫与无数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敌人”处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在“不相爱”的中国王权/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兼爱”本身确实不失为一套很好的文化理论,至少是拯救社会的一剂良药,但它所面临的最为强大的敌人正是王权/皇权专制主义下的不平等占有制度。它是人人不相爱的根源,也是兼爱理论不能在中国成功施行的根源。
世界陷入乱局的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不停劳作的人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在同时代的那些思想家中,只有墨子认真思索着平民的命运,并且从平民的立场出发,揭示出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给中国文化作出了真正具有人性化的解答。
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虽有其偶然性的一面,但更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墨子以平民的思维视角,以平民的思想尺度,对春秋战国时代纷乱的世界作出了平民式的文化解读方式。
如果说墨子的兼爱论过于理想化,没有现实可行性,但它却能够与儒学并称显学,社会影响巨大;如果说墨子兼爱思想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它自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并最终在皇权专制主义社会遭到了贵族文化的绞杀。
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最终通过什么样的声音表达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斗争过程,谁最终胜出,谁将最终主宰一个民族的命运。墨子兼爱思想在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是由其学说本身所拥有的革命性决定的,这种革命的实质正是平民文化对于贵族文化的革命。
墨子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字里行间总是透出对劳动人民不幸命运的深切反思:“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人民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没有吃的,挨冻的人没有衣穿,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这三个方面是人民的最大忧患。这种局面的造成在于王权专制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占有,即少数权贵不劳而获,大量占有社会财富;而广大平民终日辛苦,却食不果腹。贫富悬殊现象是阶级对立的王权专制主义社会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墨子幻想对立的阶级如果能够“相爱”,社会就能从乱到治。所以,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提倡人民之间的互助与阶级之间的友爱,这就是“有力相劳,有财相分,有道相教”。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有力量的人赶快去帮助别人。有钱财的人就主动与人分享。有学问的人努力去教育他人。倘若如此,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以治理。
墨子心中的“人民”是超阶级的,是“全民”意义上的“人民”。他竭力主张全民化共享人力(权力亦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财富与知识:“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爱不周,因为不爱人矣”《墨子·小取》。爱人,要爱所有的人,然后才可以称为爱人。不爱人,则不必等到不爱所有人才算不爱人。不普遍地爱所有的人,就是不爱人。此段关于爱的逻辑关系指的意思是,真正爱人的人要爱所有的人,但只要你不爱人,甚至只是一个人,你就是不爱人的人了。
很早就有人将墨子的兼爱思想与社会主义理论相提并论。但墨子兼爱理论的超阶级性,本身超越了墨子时代的中国人改造社会的能力,通俗地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如何才能做到呢?
除非建立一种全民化的主张兼爱的宗教意识形态,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信仰兼爱思想才有可能。在敌对阶级思想意识相距甚远的情况下,没有强有力的手段,不同利益代表者不可能真正走到共同的利益可以共享的平台上。
在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人类各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确定和调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占有社会资源的关系问题,亦即通过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法律等行为规范,建立不同民族成员如何分享社会资源的社会制度。
世界三大宗教文化在这方面都有明确的制度性设计。比如,佛教的庙宇能够集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并能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积累广大信徒捐赠的物资,从而用来扶危济困,解决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佛教文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很好的用于集中公共资源的载体或是平台,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能够代表全民化的意志。所以,在古代印度,连世间的王权都不得不向宗教的神权低头。基督教文化亦是如此。
在古代,人类难于建立包罗万象的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架构,必须通过宗教等方式来统一全民意志。打个比方说,国家意义上的政权、财富等社会资源,仿佛是一个金苹果,放到谁的手上都似乎是不合适的,如果各方无序竞争,人民自然会陷入战争的苦海之中。假如有一个“第三方”的利益共享平台的存在,比如将各方利益,特别是有争议的利益委托某个宗教组织代管,那么,它就不再属于某个人,某个阶层/阶级所有。只要这个“第三方”利益共享平台是切实可靠的,共享的制度措施是合理的,那么,无论是何种社会阶层都能接受。这样就让这个共享平台成了各方利益冲突的缓冲地带,就能有效了防止不同利益阶层面对面的直接斗争。
宗教是一种最为有效的第三方利益共享平台。它可以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并且能够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管理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重新调整、分配社会资源的作用。它在慈善方面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能为特别贫困的人们解除生活之忧等。
而在中国,早熟的中国文化破坏了宗教文明代表全民意志的可能。中国式的阶级对立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根本不存在有效防止各方利益冲突的第三方缓冲地带,中国人不得不陷入无休止的斗争之中。这就是墨子“天下之乱起于不相爱”之说的文化根源。
墨子虽然提出了一整套的全民化互爱互助学说,但却没有任何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的“配套性保障措施”,难免会流于空洞的说教。
不仅如此,墨子的兼爱理论所面临的强大挑战还在于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深厚的贵族文化积淀。在贵族文化体系中,人欲像一尊硕大无比的大缸立于中央位置,让全社会的人顶礼膜拜。在贵族文化主导下,不同的阶层享有不同的利益。为了争夺利益,诸侯国、家庭/家族乃至个人在强权暴政之下“各自为战”, 形成了无休止占有社会财富的意识形态。
占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破坏的行为。占有欲从本质上说就是破坏欲。
“他人就是地狱”。在缺乏“兼爱”的中国社会,每个人都被迫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为了谋取别人的财富或者避免丧失自己的财富而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的危险状态下,每个人都被迫与无数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敌人”处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在“不相爱”的中国王权/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兼爱”本身确实不失为一套很好的文化理论,至少是拯救社会的一剂良药,但它所面临的最为强大的敌人正是王权/皇权专制主义下的不平等占有制度。它是人人不相爱的根源,也是兼爱理论不能在中国成功施行的根源。

光中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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