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斗五类分子(开会之多三)

五类分子是最低层社员，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来什么运动、掀什么高潮、开批斗会，都要从五类分子中下手示众，所以批斗五类分子就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大队里九个小队，个个小队都有五类分子。五类分子较多的有三、四个小队，其中有两个小队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几乎占该小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每个大队的五类分子人数差别很大，解放后，地富分子大都是本村土改时划定的，后来又补划了一批漏网的地富分子。土改时各地划成分掌握政策伸缩性很大，有的村把划地富的政策给扩大化了，有许多根本不够地富成分的人，也都给划上了地富成分，我们村就是个情况。我看过《中国农村各阶级分析》一书，确实有些地方划成分时给扩大化了。如我们大队有一千多口人，划成地、富成分的农户就有四十多户。全靠剥削、打压百姓作恶的地富几乎没有。解放后土改是正确的，平分土地也是应该的。分地富的土地时，如有敢倒算、不满搞破坏的、可以严厉镇压。真有像刘文彩、黄世仁似的地富有民愤、有罪恶、打斗、杀头都是应该的。对一般老老实实的地富管压几十年，有点过头是不应该的。失去法制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命运是可悲的。

“右派”分子大都是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教师及部分大学生，被定为“右派”后，遣返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部分极右被判劳改或者劳教。抓阶级斗争时各地又把反革命、坏分子都加在一起，统称：“地、富、反、坏、右。”

五类分子平时只准老老实实，在队里要做到出勤早、干活好、说话少。五类在说话时少有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五类如有平时关系不好的社员、干部、积极分子、可因一点小事找茬，就要挨斗一回，斗时也是带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一般社员还没有节假日，五类分子就更没有假日。他们过年三十、初一都要打扫大街，三天五天向治安主任汇报一次。五类分子除经常打扫街道外，全年的劳动工分也要扣除二十天做为义务工，不记入分配。粮食再缺五类分子是分不到购粮证、救济粮的。

五类分子死后埋葬也与一般人不一样，不准举行葬礼，草草埋掉。有的地方五类分子死后，用席簿卷捆还要往他尸体上撒点鸡毛，意思是你死了还不如一根鸡毛。各地各大队对五类分子的宽严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捆绑烤打很厉害，有的地方对民愤不大的五类分子，批斗时相对宽松，也有仅走走形式的。

批斗五类时，有时是个笑话。我大队有一个“坷拉”地主，读过几天书，有时好说点笑话、二八话。有一年玉米刚饱仁，是烧、燎、煮玉米吃的好时侯。有一天社员在地里干活累了，天过中午，休息时，有的社员向队长请示，饿了想烧两个棒子吃，可能是队长也饿了，队长随即同意。十几个社员跑到玉米地里，掰了棒子，找了一些柴草，开始烧玉米吃，不一会玉米烧熟了，吃着又香又甜。这个念过几天书的地主分子可能是吃得意了，无意中拽了一句：这才叫吃粗吃饱。这一句实际上是无意之说，听后有积极分子检举了他，说他污蔑社会主义是吃粗。他当地主时，净吃细的了，对社会主义不满，还没改造好，还得拉出来斗。这一句平常的话，竟被批斗了好几年。

我在一个大队还收集了一个这样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大队开的会时间过长，书记讲了好多事。有一个社员吊儿浪当惯了，开会时他根本没注意听，讲得什么他也没听明白。在散会回家的路上，有人问他：“今天开的什么会”？他顺口说了一句：“谁知道开的鸡巴毛会”。这一下可坏了，有个积极分子听到后，汇报给大队，说这个家伙不老实，对社会主义不满，漫骂社会主义，最后一分析上纲：他骂得“鸡”是在骂机关干部，他骂得“巴”是骂八路军，他骂得“毛”是骂毛主席。幸亏是一个贫下中农，也给斗了多次。愚昧加斗争带来天大的笑话，叫人听了啼笑不得，文革时期处处都有大帽子，处处是愚昧加斗争，斗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仅举了两个不值得一提斗人的小故事，全国到处都有举不胜举，大都是无线上纲，低级、拙劣的不义行为

在一些文章上看到全国各地，对待五类宽严不一。有极左宣传制造仇恨历害的地区，出现大批杀人的地方。如作家王毅写的大兴县、广西武宣县、散文作家刘烨园写的“托咐”等等文章中，例举了全国各地杀人如麻，集体枪杀，全家老幼杀绝-----，王毅先生这样写道：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 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７６人；同年１１月，某县民兵枪杀６９人；１９６８年７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１４６人；同月，某县以 ‘群众专政’为名，杀死３６８１人，使１７６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９３％；同年８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１３４２人，俘虏８９４５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２６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１０１６人……；全县８６个大队，８１个杀了人在１９６８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此曰：阶级敌人自掘坟墓……各类杀人事件，在全国已是不不堪枚举！

文革时还有一句名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党儿混蛋”。社会上一般把五类子女叫作“王八羔子”、“狗崽子”、“地主羔子”等。这些五类子女，国家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在实际执行中、没有一个五类子女可教育好，解放出来给条出路---------入伍、入党、提干的。说一套，坐一套也是那个时代骗言政治的一大特点。所以后人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共产党向太阳，照到那里哪里亮；共产党的政策向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阶级斗争最紧时，五类分子的子女连上学的权力都被剥夺了，更别说有什么前途理想了。

五类分子的子女在婚姻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般出身好的，党员干部绝对不能同五类分子女结婚的。五类分子的子女婚姻还出现了一面倒的现象，闺女还好嫁出去，男孩想娶个老婆就难上加难了，好多“五类“家的男孩就成光棍了。因贫下中农、党员干部与地富五类分子通婚，就要上纲上线，是阶级路线不清，自跳火坑。这时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三换亲”。

“三换亲”在以前是没有这个名词的，这是五类分子子女，及部分因种种原因定不上婚的大龄男青年，解决婚姻问题的好办法。所谓为三换亲就是：甲方的女孩嫁给乙方男孩，乙方的女孩嫁给丙方的男孩，丙方的女孩再嫁给甲方男孩。男女双方互换亲不体面，亲戚成了后，互相称呼都别扭。婉转的三换亲，就好看多了，也体面多了。所以有好多五类子女采用了三换亲，免得自己绝后。三换亲是一大发明，解决了部分五类分子的婚姻问题。凡是三换的男青年，除了成分之外，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三换亲的女方，有的是出于父母的压力，有个别女孩开通，宁愿牺牲自己给兄、弟换来个媳妇，娘家不绝后，也为父母分愁解忧了。总之，三换是一种逼出来的社会现象，三换后的家庭，大都能谅解着过日子，维持的过日子。也有一小部分带来了不幸，逃婚、离婚的、寻死的……一乱就是三个家庭，留下终生悲剧。

对五类分子的批斗是残忍的，也是杀鸡给猴看的。对于出身好的社员，往住抓住点什么尾巴也不能放过。有一个女贫农社员，做完针线活，不注意，把一根针扎在主席的头像上。不知被什么人看到了，汇报给大队治安主任，大队治安主任与前来报告的人，都与扎针的这家有点矛盾，治安主任借故窜门，走到这家一看，真有一根针在主席像头上插着，为此汇报公社。这一下事就大了，说是现行反革命，恨主席，想害主席。多次把这个妇女拉出批斗，挂上大牌子，并在全公社游街示众。有运动就拉出来批斗，一斗就是几年。这个不幸的故事，幸好发生在一个贫农家里，如果是黑五类，性质就全变了，有判刑、杀头的危险。

还有一个邻村的社员，出身中农、出于对主席的敬爱，在县城买了一尊半身主席石膏像。（一般在五十岁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主席像、主席像章、主席大塑像，在全国到处都是，并且人人要在胸前佩戴像章）他骑着自行车，石膏像放在哪里带回家都不安全，都怕碰坏了。他左思右想，最后找了一根绳，做了个套，套在主席塑像的脖子上，挂在车把上。还没出县城，就被路上的红卫兵给查住了，红卫兵把主席塑像摘下，不管青红皂白，把这个社员打的鼻青脸肿。并拧住胳膊送到公安局，在公安局又挨了打，并予拘留。家人得信后，请大队出面，证明本人在大队是一个好老实人，不会处理事，不是有意污辱伟大领袖，并认错、认罪，经大队保释，才放回家。你看冤不冤，出于敬重花钱买尊像，却换来个挨揍、拘留。发生在文革时怪事、怪言、怪语已集成一本书出版，有兴趣有同志你可以买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