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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人才观
■杜福全
我读《资治通鉴》时,发现在后世的卿相大臣中,很少有人继承苏绰政治思想的人,他们大多动不动就拿吕望、管仲这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难得一见的人说事,在后来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有些不切实际。近读《周书》,揣摩苏绰撰写给朝廷颁布的《六条诏书》,基本上概括了苏绰的政治思想,在当时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他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的观念,即使站在今天来看,也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苏绰(498—456),字令绰,西魏时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改革家。苏绰少时好学,博览群书,精于算术,口才也好。他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时,太祖宇文泰设宴为他饯行。临别时,太祖问苏让:“你家子弟中,有谁可以出来做官吗?”苏让便把苏绰推荐给太祖,被任命为行台郎中,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苏绰懂的东西多,有主意和见解,判断事物相当准确,行台的大小官员遇到棘手的事情,都喜欢找他拿主意,然后再作决定,因此,他们都很称赞他的才能。一年多后,有一次,太祖宇文泰和行台尚书仆射周惠达研究事情,周惠达遇到一时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就去找苏绰请教,然后再向宇文泰汇报。太祖宇文泰问周惠达,这主意是谁出的?周惠达据实回答说是苏绰,并趁机力挺苏绰,称赞说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当时,太祖宇文泰正打算改革政治,努力寻求国富民强的方法。听周惠达这么一说,宇文泰随即提拔苏绰为著作佐郎。后来,宇文泰在路上向苏绰询问历代兴亡之事和治理国家的方法,苏绰能随问随答,以至于晚上躺着听他说话的宇文泰,都情不自禁的爬起来与苏绰促膝长谈,从晚上一直聊到天明。就在第二天,苏绰再次被提拔为大行台左丞,参掌机密。至此,苏绰开始全力辅佐宇文泰着力于政治改革,得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大统十年,苏绰被提拔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任司农卿,可谓位高权重了。
苏绰曾撰写有名的《六条诏书》上奏给朝廷,宇文泰对《六条诏书》极为重视,把它放在座位的右边以备随时检阅,还命令朝中百官学习背诵,刺史、太守、县令或县长等地方长官,如果不通晓《六条诏书》的,就不能做官。所谓《六条诏令》,即:其一,先治心,主要针对官员的工作作风问题,强调首先要整顿思想;其二,敦教化,主要针对社会风气问题,强调要加强教育感化;其三,尽地利,主要针对农业生产问题,强调要充分发挥土地的潜能;其四,擢贤良,主要针对的是干部选拔问题,强调要致力于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其五,卹狱讼,强调要慎用刑法,坚持准确、公正判案;其六,均赋役,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平均赋税徭役,与民休息。
在干部的认识上,苏绰首先强调的是德才兼备,不问出生的高低贵贱,只要是人才都应该给予选拔任用。他认为,从先代以来,州和郡的主要属官,只取门第高、祖先有官位的人,大都没有选拔到有才德的人,那些不重要的官署卑职,也只看他们是否能处理公文,一概不问他们的志向和行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门第资荫,只不过是祖先的爵位官阶,并不能说明子孙就不愚昧无知,就能担当重任;只善于处理公文,只不过是身外的小本事,同样无助于消除浮躁欺诈的本性。当然,如果能在这些人中选拔到有才有德的人,那自然是好事,如若不然,就会祸害一方百姓。苏绰强调,选拔任用人才,不应该受到门第资荫的限制,而是应该以选到人才为唯一宗旨。比如说吧,像丹朱、商均这些帝王的后代,他们虽然出生门第高贵,但却是些愚昧无知的人,连方圆百里的封地都守不住,而像尹伊、傅说这些人,虽然出生卑微,但它们确实很有才能,而且被有眼光的人发现后,都能做到卿相级的大官,辅佐帝王成就了非凡的业绩。如果选拔到有才干而且品质优秀的人,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才干去治理百姓;如果让那些有才干而但本性奸猾狡诈的人去做官,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祸端,难以达到治理百姓的效果。所以,苏绰提倡,在选拔干部的时候,既要考察他的才干,也要考察他的品行,确实是德才的兼备的就委以重任,如果只有才能而品质不好的,就不予任用。
在选拔干部的方法上,注重考察干部的政绩和德行,强调要通过试用来检验他们的才能。考察干部,要从家中和乡里做起,通过他们在家中的情况和在乡里的活动的走访考察,弄清楚他们为人处世的情况,便知道他们是不是贤良之人了。当时,许多地方都说本地没有人才,不知道如何选拔人才,也不知道选哪个人才,苏绰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合情理的。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也就是说,任何时代,都只能用当时的人来处理当时政务,前朝帝王不可能让后代的人才去做他的臣子,
苏绰执政期间,致力于广求贤才俊杰,和他们一起探寻治理国家的办法。苏绰深得宇文泰的信任,凡是他考察推荐出来的干部,都得到了朝廷得重用。苏绰作为政治家,亲自实践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执政理念,为了民富国强殚精竭虑,长期用脑过度,身体疲劳至极,以致积劳成疾,得了支气管炎,年仅49岁就死在了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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