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6月12日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除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达“最严厉”谴责外，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比第1718号决议“更严厉”的制裁。朝鲜对此毫不示弱。朝鲜外务省13日发表声明，宣布“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并声称将采取三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从目前朝鲜半岛总的局势来看，爆发各种冲突的可能性无疑正在不断增加，而平衡及减少这些冲突的制衡力量却又明显不足。其中，中国如何发挥关键作用，尤显得格外重要。

　　在制裁朝鲜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了“平衡”各方利益的基本立场，既支持国际社会对朝鲜公然违反联合国第1718号决议的做法表示谴责，并通过支持联合国“严厉制裁”朝鲜的决议，体现中国政府不会接受朝鲜半岛“核武化”的既定立场，但同时又呼吁，为了朝鲜的基本利益而要求国际社会在具体执行制裁决议时，应坚持“理智与克制”的原则。在这方面，中国的策略选择虽然有些“无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决定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自身安全利益，同时也符合朝鲜半岛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中国的决定，是在履行其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政治与安全的承诺，是对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的表现。因此，在联合制止朝鲜半岛“核武化”的行动上，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适度的、有远见的。

　　然而，朝鲜政府已经多次明确表态，不会重返“六方会谈”，更不会主动放弃核武，而且还将采取更加具“挑战国际社会”的做法，与国际社会进行对抗。从这点上看，在执行联合国第1874号决议时，各国如何把握“分寸”，避免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生“擦枪走火”事件，除了将十分考验各国的运作技巧外，防止危机失控的“应急对应措施”，也随之变得非常关键了。

　　中国在此新的严峻情势下，又如何发挥有效“制衡”潜在风险发生的作用？笔者认为有三点可供参考：

　　第一，从较为长远的战略与安全利益上考量，既然中国不会放弃支持朝鲜现政权，也不会对中、朝政策作出“全面修订”（至少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么，中国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的对朝策略重点，应该从“说服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努力，尽快转为“化解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严重冲突危机”上来。这是目前朝鲜半岛的形势所迫，是潜在危机所迫，也是中国确保自身利益所迫。

　　过去，努力规劝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可以说是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外交策略重点，也被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朝鲜外务省日前的声明宣布，将全面重启“铀浓缩活动”，并将新生产的浓缩铀“全部用于制造核武器”。这已经表明，过去7年来“六方会谈”与朝鲜方面达成的所有协议，已经成为泡影，朝鲜即不会再继续遵守这些协议，更不可能在展开新的对话。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包括其他各方）试图在短期内说服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努力和机会，或许将不会产生任何正面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适时调整对朝核问题（非朝鲜问题）的外交处理方向，用应对危机的“危机策略”消除危机。

　　第二， 笔者曾在5月27日率先提出“积极浸透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在参与、融入朝鲜的核开发计划的同时，逐渐诱导朝鲜将其在核武器上的研发，转向和平利用核能的轨道上，并在让朝鲜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使朝鲜的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出现‘不可逆转’的局面”的建议。根据凤凰网6月14日的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业遂12日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朝鲜如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应当享有一个缔约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中国的这一立场，明显向朝鲜释放了“中国将支持朝鲜和平利用核能”的讯息。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力劝朝鲜放弃研发核武器、改变核武开发至和平利用核能的新机遇和新希望。笔者还认为，尽管类似的建议在过去也曾模糊地涉及过，但似乎从未认真、努力地使其成为对朝核问题的核心政策。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重新认真思考这一策略，并向朝鲜政府全面、详细、具体地阐述这一新的建议，在说服朝鲜认清形势的同时，联合俄罗斯一道行动，为朝鲜提供必要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和资金。

　　笔者曾强调指出，朝鲜半岛和平利用核能并非只是朝鲜的事，韩国已经在开发核能了。在这种情况下，组建新的半岛及地区“和平利用核能开发机制”，彼此通过新的对话平台，相互沟通、相互监督，将是必须考虑的新课题。

　　第三， 朝鲜坚持核武研发，最核心的依据，就是强调朝鲜的和平正受到美国的威胁，朝鲜必须以“核武手段”捍卫民族与国家利益。从这点上看，朝鲜与美国“势不两立”的敌对状况，也就成了朝鲜研发核武的“唯一且正当”的理由。这既是事实，但也不完全是事实。因为：朝鲜半岛目前仍处在“战争状态”，美国在韩国仍驻扎有军队，这是令朝鲜深感受到来自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军事威胁”的客观原因。

　　但是，正如笔者前不久指出的，朝鲜发展核武器，也有其政治目的。朝鲜最近的连串举动，极可能是朝鲜内部政治纷争与“接班格局”未完全处理妥当的“政治练兵”，是一次对党、政、军，最主要还是军队的对现政权或未来政权“忠诚度”的大考验。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协助朝、美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展开谈判，发挥主要“牵线人”而非以往“六方会谈”的“主办人”作用，让朝、美认真展开和平对话，消除朝鲜的“战争威胁”心态；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让朝鲜清楚、明确地了解，朝、中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仍然是牢固的，中国不仅不会放弃朝鲜，而且可以协助朝鲜建立政治与国防信心。这种协助绝非是说“武装协防”或“出售武器”，而是要让朝鲜明白，朝鲜对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而中国在维护这种战略意义重要性的具体行动上，是可以超出普通外交辞令的范畴的。据笔者了解，早在2003年4月下旬举行“三方会谈”前夕，中国政府就曾多次明确向朝鲜提出，中国可以“负责”朝鲜的安全，但条件就是朝鲜不能拥有核武。这种策略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的，而且越具体、细化和明确，对朝鲜消除“战争危机”心态，也就越有利。

　　在朝鲜政治层面，中国党政最高层，应该积极接触朝鲜未来新的领导层，并积极与其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信赖关系，为加强中、朝新的政治关系，打造牢固、坚实的基础。

                                                                      June 15, 2009/Washington,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