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从南京到昆明】

最初的时候，他们只知逃难，却不知逃往何方。

外公带着一家子人，辗转在安徽各地寻找安全地带。在一条小民船上飘荡了两天之后，他们来到安徽和县，并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就在他们以为找到了一处诺亚方舟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向他们迎面袭来。

在《小难民日记》里，吴大年详细地写下那次惊心动魄的遭遇。一个晴朗的早晨，她和妹妹出门买早点，忽见“居民们非常惊慌，有背着铺盖卷儿的，有夹着小包儿，挽着小皮箱的，形形色色，匆匆忙忙，向城外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日军来袭，一家人赶紧准备逃难。一开始慌到了什么地步？她舅母竟把小儿子头朝下、倒背在了身后。好容易，“我姑母立即扶着外祖母，舅母背起表弟，我和弟弟妹妹三人手拉着手走出房子，祖父走在最后护卫着我们”。日军的枪声越来越紧，夹杂着隆隆的炮声，他们一家人裹卷于汹涌的人潮中，在狭窄的道路上疯狂逃命。总算是老天保佑，他们在最后关头逃出了县城，藏身于一处乡间。几天之后，他们回到和州，发现日军已将那个小镇洗劫一空，杂货店、鞋帽点、水果店无一幸免。他们暂住的房东家里一个年轻的媳妇也被掳去，抛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孩。

安徽是呆不下去了。大年的外公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新生儿杨凯的父亲）在武汉工作，便雇下一艘木船，准备走水路去汉口。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国民政府将所有的民船征用一空。外公临机应变，决定先去寒山，然后一步步往武汉靠。那个时候，沦陷区的公路上全是军车，铁路又被日军控制，逃难的民众只能选择走乡间小路。唯一的代步工具，是一种“独轮车”：即一个木板架在一个独轮之上、由人推行的车子。

对于当时行走于小路上的逃难人群，《小难民自述》中有这样的描述：“一群群蓬头垢面的同胞，很早便开始赶路。也许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吧，一家人往往是女的坐车，壮年男子都束着腰带，拄着拐杖，很困难地挪着脚步。他们辗转流亡，为了什么？为了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在黑暗中生活啊！”

和难民们朝夕相伴的，除了沉默的大地山河，便是呼啸的日军战机。从安徽到江西、再到湖北的那一路，日军的轰炸始终相伴。空袭来的时候，很多地方没有警笛，只能通过敲锣来发出警报。一次，一架日本战机就在离吴大年不远处的上空掷下一枚炸弹，当场炸死9人，炸伤7人。“我当时清楚地看到了那架飞机，看到了机翼下的太阳旗，我甚至觉得自己看到了日本鬼子的飞行员。”吴大年对记者说。那段日子留给吴大年两个鲜明的记忆画面：一是逃难的人群，他们一个个都披头散发、六神无主；二是日军空袭的飞机，它们像母鸡下蛋一样撒下炸弹。

好容易，吴大年一家走到了汉口，与在武汉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乘轮船到了武汉。随后，他们又在武昌租了民房，住了两个月。就在武昌，吴大年的外公决定，带着一家人继续西行，去大后方云南昆明。外公曾在云南工作、生活过，在那里有不少亲朋好友，但这个决定做得并不轻松。“他担心我们这些孩子从此离乡太远，”吴大年说，“在做出决定之后，外公曾经跟我母亲感叹，说，从此后山高路远，这些孩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乡。”

他们从武汉乘坐火车前往长沙。这一段，显然要比之前“步行+独轮车”的路程轻松很多，只是他们依然不得安生：火车作为地面上活动的巨物，几乎是空中战机的活靶子。因此，火车只敢在夜里开，而不敢在白天开。而即使在夜晚，也会开着开着突然停下，一车的灯突然全部熄灭。这个时候，吴大年就要跟着人群跑下火车，躲进铁轨旁的草堆，听着空中战机的呼啸声，一动都不敢动。

到长沙之后，吴大年的外公向云南公路局买了一部卡车，取道贵州、开往昆明。终于，在1938年5月下旬，这一家人安全抵达了西南大后方。

【白色恐怖中的明媚亮色】

从南京到昆明，途经七省、历时七个多月的艰难旅程，是吴大年与她的家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切身经历，也是《小难民自述》一书中的主要内容。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中除了对于逃难的描述、对于战争的控诉，还有一些轻松明媚的文字片段。

比如，书中有不少章节都在赞颂沿路的美丽风光，有的时候，人们甚至会觉得作者并非在逃难，而是在进行一场春游。比如，当作者行走在巢湖长堤上时，见到的是“浩淼湖水上帆船如织”，长堤两侧一边水青、一边水黄的“天然奇迹”让作者“惊诧不已”；在桐城，作者躺在“如棉絮般温暖”的沙滩上，仰望着万里无云的晴空，享受着阳光照射的温暖；到了宿松，那一望无际的松树，“一丛丛的，远远望去，没有天，没有地，只是苍苍的一片”；在湘西，汽车在蜿蜒曲折狭窄的公路上缓慢爬行，一边是狰狞险峻高矗着的山，一边是深达数十丈的幽深的谷，漫山遍野红绿相映的树木花草在骤雨过后阳光照射下的美景，让作者看痴了过去……13岁的吴大年甚至还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一路的奔波，为我提供了极其难得的饱览祖国壮丽山河的机遇……大战的促使，使我走遍了半个中国，遍览各地风俗。”

“那就是年轻的力量，年轻的无畏，”83岁的吴大年感叹七十年前的自己，“在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逃难历程中，我还是有心思欣赏沿路的大好山河。当然，我那样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表达出对于祖国的爱。那个时候，对于祖国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恨，这两种情感是那么强烈地交织在我的胸中。”

而吴大年在书中经常提及的“外祖父”，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们那个浩浩荡荡的一家子，几乎没什么“壮劳力”。九个人当中六位是女性，其中包括两个孩子（吴大年和她妹妹）、一个刚生下孩子的产妇（舅妈）、一个双目几近失明且缠着小脚的老太太（外婆）；剩下的三位男性，两个都是小孩子（大年的弟弟和新生的杨凯）。在这种情况下，大年的外公成了当仁不让的顶梁柱，尽管那个时候，他也已是年近六十的老人。

在《小难民自述》中，吴大年对于外公的描写几乎属于“白描”，没有什么渲染和烘托。读者只知道，从安徽到湖北那六百余里的小路，外公给女眷们雇了三辆独轮车，而自己则全程步行；读者只知道，每到一个新的村落，外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新的草鞋；读者只知道，这位外公走在路上时，总是拄着一根用树枝或竹竿做的拐棍，背着一个包裹，包裹里的衣服藏着这一大家子人沿途要用的盘缠。

直到长大成人，吴大年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外公的伟大。“我们能逃难成功，全都亏了外公。”她语气坚定地说。她告诉记者，在逃难的那些日子里，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显出任何一点惧怕、烦躁或是疲惫的表情。在南京老家那个爱给他们故事、喜欢唱京剧、擅长养花的老人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永远在行走、始终很坚定、仿佛不知困苦为何物的男子汉。唯一和过去一样的是，他的话语表情依然是一派宽和平静。“他是那种‘遇事不惊’的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吴大年评价道。

继续追问下去，记者了解到，这位外祖父确实是一位“大丈夫”。他名叫杨若，字少甫，青年时赴东洋留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留学生。在日本，他参加了孙中山发起成立并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又参加过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08），是位不折不扣的“辛亥老人”。

从很多角度来说，杨若的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的君子品格：内敛、镇定、智慧、担当。在逃难的时候，他不但带着一家老小远离危险，还极好地卫护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到昆明之后，他不顾高龄依然出去工作，给孙辈们的成长、学习提供充足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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