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和冰心助书出版】

对于年少的吴大年来说，将逃难的经历写出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宣泄；而这本书真的得以出版，则牵涉到了当时社会各方面人的力量。

到了云南昆明之后，吴大年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但她的心依然不平静。“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吴大年对记者说，“我想用我的笔来赞美祖国的雄伟壮丽，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想写出普通的中国人面临强敌不甘屈辱的精神，让生活在‘后方’的人们知道战区人民的苦难和牺牲。我那些想法也许是很幼稚的，但我的外公、妈妈还有一些难友们都很支持我，鼓励我快快写出来。”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1月，吴大年写出了4万字左右的《小难民自述》。完稿后，外公杨若给她起笔名为“小岵”。“岵”字的原义是“有草木的山”，源于《诗•••魏风•陟岵》中的“陟彼岵兮，瞻望父兮”一句，寓意是纪念她的父亲吴鼎。

吴大年写了这本书的消息，传到了她所在学校的两位老师耳朵里。这两位老师同时也是记者，因为吴大年所在的“益世补习学校”，是“益世报社”的创办人雷鸣远办的。雷鸣远本是比利时人，因热爱中国于1928年加入中国籍，在担任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的时候创办了益世报社。1938年，益世报迁到昆明，雷鸣远办报之余，还为沦陷区流亡到昆明的失学少年办了补习学校，而他报社的许多记者都到那所学校兼职教书。

了解到吴大年写书消息的那两个记者老师，一个叫李南江，一个叫方豪。他们看了吴大年的书稿，就热情地替她联系出版。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力度”，他们先是请雷鸣远先生题了字，随后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题写书名，还请冰心先生给全书作序。冰心先生在序中称赞作者：“小小的十三岁年纪，能够清晰不紊的追写她的沿途印象和情感，写至数万字之多，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1940年3月，“小岵女士”所作的《小难民自述》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

在李南江和方豪的安排下，吴大年见到了冰心和顾颉刚。时至今日，她对那两次会面依然记忆犹新。

在冰心先生家的小院里，吴大年坐在一棵果树下的小板凳上，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坐在她的身边。吴大年记得，那院子被打理得干净雅致、草木扶疏。冰心非常和蔼，教诲她好好学习外文，多看中外名著，多练习写作。“冰心先生希望我能因为‘出版’的鼓励，能多学、多看、多写，”吴大年回忆道，“她希望我能再继续写作五十年。她说，十三岁的时候，不过是个萌芽，是个启明星；那浓密的树荫，璀璨的日中，是要在三四十年后的。”

如果说冰心拥有的是一种优雅的文人情怀，那顾颉刚的身上就散发着不拘小节的学者风范。吴大年记得，顾颉刚住的房间十分凌乱，书桌上堆满了书。顾颉刚提出要请大年下馆子吃午饭，临出门前找了半天的袜子。“顾先生勉励我多学历史知识，”吴大年说，“后来，我报考了历史系，多少是受到了那次谈话的启示。在那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我越来越能理解先生那些话的深意。”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吴大年身上很是恰当。到昆明之后，她不但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冰心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亲身教诲，还在高中毕业时考入了传奇的西南联大。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她听到了雷海宗、邵循正、刘崇鋐、郑天挺、吴晗等著名学者的课；而因为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思想，她还上到了沈从文的国文、李赋宁的英语阅读，王佐良的英语作文，陈岱孙的经济学，李继侗的生物学……青春时代的吴大年，在知识殿堂中体验着向往已久的自由与快乐。

不过《小难民自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她偶然在昆明街头遇见了当年热情帮助她出书的两位记者之一——李南江。她那时才了解到，李南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而她《小难民日记》的出版，当年竟然得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热切关注和暗中支持。

而另一位记者方豪则一直没有下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吴大年才偶然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他的身份和去向。原来，方豪是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宗教界人士。“那个时候他总是穿一身黑，”吴大年说，“可惜，我竟没有发现他是个神父。”离开昆明之后，方豪曾在浙江、复旦大学任教，40年代去台湾，成为辅仁大学的教授。

一位历史大学者，一位知名女作家，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一位天主教神父，一位支持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比利时人，这些志向、信仰、性格、背景迥然不同的人，一起帮着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姑娘出版一部反映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真实生存状态的作品——一个小故事，绘出的却是当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素描。“如果不了解那个时候人们的真实想法和具体做法，你就永远无法理解，抗日战争为何是一场‘人民战争’，”吴大年对记者说。

抗战胜利的时候，吴大年还在西南联大。在那之后，是漫长的岁月，剧烈的变迁，常有的磨折。然而吴大年倔强地生存下来，就像她一度倔强地生存在逃难的路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和丈夫钱闻回到南京生活。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城会拉起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警笛。每当那个时候，吴大年就会走在阳台上，静静地聆听着，再一次回忆起当年，她曾经满面尘埃地与长辈们步履艰难地走在逃难的人群中，亲身体验着国土沦丧的耻辱和战区人民的苦难。

吴大年并没有如冰心所望成为一名作家，但是成了一名教历史的教育工作者，并且把她的长子培养成了一位顾颉刚那样的著名历史学者。

“《小难民日记》在出版的时候是很牵动国人心弦的，那个时候山河破碎、人民受难，以至于一个小孩子都能写出那样的东西，这让人感觉很沉重，但又充满爱国情怀，很能引发时人的共鸣，”国内现代化研究带头人钱乘旦这样评价母亲当年的作品，“到了现在，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它不但继续了‘逃难’的细节——这本身就有历史价值，而且强烈地反射出当时民众的思想活动。”

解放后，《小难民自述》并没有再版，吴大年家中的两本书渐渐成为“孤本”。“我并不指望这本书能再出，因为它写得也没什么好的。但我很希望人们能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毕竟，像我这样曾经亲历过那场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吴大年对记者说，“历史虽是‘过去’，但并未‘消失’；真实的历史是永存的，它永远警醒着、滋润着‘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