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沉浮连着一个普通女工的命运

《老人世界》在二00四年第十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沉浮连着一个普通女工的命运”。这篇文章介绍了湖南衡阳一位二十一岁的青年女工刘桂阳，在一九六零年回乡探亲时看到家乡的社员被饿死。他发现“人民公社好”的宣传是虚假的，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她不顾个人安危，迎风而上，敢说真话，只身去北京在红墙贴出了第一张“人民公社不好”的大字报，揭露了公社的本质，当时在那种极左高压形式下，敢于站出来对抗错误路线是很了不起的。他为此受批做牢，但她认的是真理。刘少奇主席坚持正义为民做主，形成了一个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为真理为正义抗争不屈的感人故事。

我看过这篇文章报到后，深受感动，为刘桂阳的正义举动喝彩，为刘少奇主席坚持真理，维护民众、国家利益而起敬。在众多报刊、杂志上很难看到这样好的文章，文章中没有不实的华词丽句“不虚美、不隐恶”对人民公社的正面评说真实而可信。

我身为公社社员二十多年，亲身经历的公社的始末。人民公社从一出生就是个恶魔，就是阻碍生产发展的一座大山，就是亿万农民社员身上的铁枷锁。

我从看过这篇文章后，脑子里面开始萌生写一本小册子。把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农民社员的真实的情况，思想面貌、劳动分配……我实事求是写出来让后人知道人民公社的实质。公社给中国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给亿万农民深重的灾难。也给那些依附权势，昧着良心宣传公社优越，公社好的文人们一个回击。尽管我没有他们的文彩虚句写的好，但我写的东西都是凭着良心，凭着事实写出来的。

我把这篇文章摘抄下来让大家看看：人民公社不好，真实历史的另一个见证人。

 

一、为家乡的饥馑所震惊

1939年9月，刘桂阳出生在衡阳县白少村，爷爷和父亲都是地主家的长工。童年的磨难，使她形成了坚韧的性格。解放后，她终于能背书包上学，并一直读完高小——这在当时的农村女孩中还是不多见的。

　　1957年春天，18岁的刘桂阳，经人介绍同退伍军人这国李培务成了家。婚后第二年，刘桂阳就承受丈夫到鲤鱼江电厂参加了工作，小两口才有工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1960年6月，刘桂阳忽然接到家乡的一封来信，说父母都患了浮肿病后，也不见外人，爷爷也病倒了，弟弟中断了学业，家里连吃盐的钱也没了。刘桂阳焦急不已，当即请假，立即动身回家。在路上，她与一们跟爷爷年岁不相上下的老人邂逅。老人拄着拐棍，出门讨饭，行走很吃力。刘桂阳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对落后思想总是保持着警惕，她惊讶道：“老大爷，现在是人民公社，怎么自已还讨饭啊！”“去年遭大旱，收成本来不好，秋后公社却派人来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尽数调集而去。今年3月，整个公社的食堂普遍断炊。我所在的食堂70多天没有开伙了九成以上的人患了脬肿病……”

　　老人说的是一个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刘桂阳却是头一次听到。鲤鱼江电厂在山沟里，那里是一个小社会，政府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的供给。运煤工刘桂阳干的是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比别的工种又要高一些。她虽然也感到物资供应比过去紧张，毕竟比普通群众要好得多。

　　刘桂阳心急火燎地赶回家里，得知可怜的姑妈因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被批斗，想不开跳塘自杀了，丢下5个天天哭娘喊饿的孩子。

　　第二天，刘桂阳见不少乡亲拿着原本用来喂猪的苦菜、麦糠等充饥，许多人都外出逃荒。爷爷宁愿剥树皮，吃草根，也不去乞讨，得了水肿。万不得已，才写信告诉在外工作的孙女。刘桂阳震惊了，乡下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呀！这些情况，党中央、毛主席他们知道吗？刘桂阳心如刀绞。

二、在红墙上贴大字报

　　刘桂阳接受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宣传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这个爱动脑子的青年女子开始审视现实的生活环境，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阻止这种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政策。

　　她给爷爷留下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粮，又急急地赶回鲤鱼电厂。她先去商店买来一支毛笔、一瓶墨水、一沓白纸，关在屋里写。直抒胸臆：

　　人民公社使大家都挨饿，人民公社不好。

　　人民公社是发展生产的障碍。

　　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

　　这些标语式的东西，写在长条形的八开纸上，共有12张。完了，她又给丈夫李培务留下一封信，便像斗士一样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征途。

　　1960年7月26日，李桂阳乘火车来到北京。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中南海北门外。传达室里一位40多岁左右的干部接待了她。她说是来北京反映农村老百姓的困难的，希望找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最好能面见周恩来总理！

国家领导人不可能亲自接见一批批上访者，再说她也没有介绍信，她初步打消了要面见国家领导的要求。但一想到爷爷用完那10斤粮票又会挨饿，还有路上那们讨饭老人，以及村中那些饿着肚子的乡亲们，她又不甘心就这么走了。

出了门，来到门楼西侧，刘桂阳把6张标语式的意见，贴在西侧的砖墙上。立刻有人围观，都用吃惊的目光望着她，但没有人议论。

　　贴好后，刘桂阳松了一口气，激动不已，便小跑着去告诉大门前的警卫战士：“同志，那些标语是我贴的，我要通过标语给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语气中显露出几分自豪。

　　接待干部听到卫兵的报告，匆匆赶了出来，厉声说：“这是谁贴的？”刘桂阳说：“是我。”

　　接待干部叫她去传达室。刘桂阳又执拗起来，说：“不去。我一离开，你就会把纸撕了，我要在这里，问题解决了，我就回去！”

约莫半个小时，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其中一个女的，问她姓名，年龄，什么地方人。又问这些标语是不是她贴的。刘桂阳一一作答了，公安人员就叫她上车。车子一路呼啸，来到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这时向她宣布：这里是北京西城区公安分局，因为她犯有张贴反动标语的罪行，从现在起，被拘留了！

　　当晚进行审讯，刘桂阳如实交待了自己的姓名、住地与籍贯及来京的动机，一再强调是为了使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情况。从这一天起，刘桂阳在西城公安分局每天两次被提审，话题都差不多：“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北京贴标语？”“谁说农民的贫困生活是由人民公社造成的？”“你的幕后指使人和同伙是谁？”

　　当时公安部有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她是现行反革命，要求严办，并命令她答复。刘桂阳坚持在问话记录上注明“必须让党中央知道”，否则绝不签字。

1960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身为共国主席的刘少奇，此时正持一线工作，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注意到这案子之后，迅速对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作了指示：“农村因缺粮饿死了人，这是事实。请你马止转告当地政府，刘桂阳事件先不定性，送回原籍，并把结果上报中央，要对她反映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再进行处理。”

6天后，鲤鱼江电厂保卫科和郴县公安局来人将刘桂阳押回郴州。之后，她被　彬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5年，并在鲤鱼江电厂召开了宣判大会。

　　1961年2月，郴县副县长王朋义找刘桂阳谈话，上“政治课”，告诉她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久，宣布撤销法院对她的判决，并对她的工作生活作了妥善安排。

　　原来，当刘主席得知刘桂阳反映的问题属实，但被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时，明确作出指示：“凡涉及对人民群众案件的判决，就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切不可草率决定，以免伤害群众，影响党的威信，刘桂阳的案件，要进行复查。”

　　湖南省政法机关经过复查，认为刘桂阳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她将这些归咎于人民公社，甚致提出“打倒人民公社”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动机是好，是为了让党中央知道、了解情况，且刘桂阳一贯表现良好，而她跑到北京来，说明她还相信中央，应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判为反革命，不能判刑，应撤销原判，与原工作单位协商安排工作，但要进行耐心教育。

　　湖南省公安厅送上《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案件调查处理报告》时，公安部也拿不准，将这一报告转呈刘少奇希望得到他指示，刘少奇提笔批道：

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党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走正确的道路。

刘少奇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

　　刘主席在批示前，与王光美一道到湖南宁乡、长沙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摸清了农村生活的实情。1961年4月8日，刘少奇在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万头猪场住了6天之后，转道韶山去长沙，与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同乘一辆车，途中，刘少奇问起刘桂阳案件的情况。得知省公安厅已经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并报省委和公安部后，深有感触地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是相信党中央，这不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判罪。”

　　刘少奇还说：“一次次过火的斗争，搞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这怎么行呢？要营造一种讲真话的气氛，这样，我们才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纠正刘桂阳案件，就可以让人明白，敢于讲真话，就算过激一些，也是允许的。”

　　生了大女儿后，刘桂阳又回到了电厂上班。1961年7月26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的陪同下，专程来电厂，对刘桂阳敢说真话精神给予了赞誉，还说是代表刘少奇主席来看她的。刘桂阳深深感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

　　重新获得自由的刘桂阳，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运煤工场的工作。由于她积极劳动，洗刷了关押判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同志们没有歧视她，她的生产劲头更足了！

三、悲剧并没有结束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因为刘少奇问过她案件，刘桂阳也跟着遭殃，成了“黑线人物”。

　　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被资兴县公检法军管会抵押。那天上午，万人宣判大会上宣布1961年对她的改判为无效，并加判刑期5年，执行10年有期徒刑。

　　当时，《鲤鱼快报》整版刊发《粉碎刘少奇把革命翻案的黑“批示”，誓死保卫三面红旗——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危险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的文章。于是，刘桂阳整天挂着十多斤重的“现行反革命”牌子游街示众，几个小时地跑着接受批斗。

　　刘桂阳后被押往陵县涞江茶场劳动改造，与另一位国内外都知名的犯人潘汉年编在一个劳改队。

　　在那段日子里，一向紧张的她也曾想到死，忠厚的丈夫一次次安慰她说：“主席是对的，你也没什么错，莫放在心里，总有一天，历史会还你清白的。”其实，她丈夫那个时候日子也不好过，他从电厂的经警转岗为起重工，脏活、累活、重活不离了他，回家还要拉扯4个孩子。14岁的大儿子因肾炎引起尿毒症，不治而死。父母又相继去世，精神和肉体所经受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了这个家的安宁，刘桂阳想到过离婚，可李培务就是不答应。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10月27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资兴县公检法军管会对刘桂阳的判决，维持郴县1960年的原判，刘桂阳被遣回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4月1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刘桂阳无罪。不久，她重新上岗，成了衡阳市电业局的普通工人，直到1987年退休。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1980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这一天，刘桂阳一直守候在局办公楼会议室，收看现场直播。当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刘少奇同志的遗像时，刘桂阳禁不住失声痛哭。追悼会结束后，于是买来急祭品，在家里设了一个小小灵堂，用家乡最淳朴的方式悼念自己的恩人——跪在地上，重重叩了三个响头。

198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90周年，刘桂阳和老伴特意去了一趟刘少奇的老家花明楼，把参加刘少奇纪念馆的照片压在卧室书桌玻璃下。每年的11月24日，刘桂阳少不了点燃香烛，默默地祭奠这位曾经关怀过自己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