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曾国藩指挥他的湘军攻克天京，历时14年、势力遍布18省、攻克城池600余座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曾国藩也作为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曾国藩是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人物，拥之者称之为“中兴名臣”，恨之者骂之“千古民贼”。众说纷纭的背后，则完全是浓厚阶级色彩在作怪。对历史的研究，只有能淡化主体阶级的偏向性，我们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我在中学时代学的历史，曾国藩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太平天国运动被作为中国近代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农民运动而被肯定，被认为是历史的进步。那么，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自然就是反动和倒退的了。

但历史真相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当我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时，1982年，主讲近代史的教授出于当时的社会局限，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太平天国与曾国藩谁是谁非，他只是通过自己对一手资料的了解，列出了这两大阵营的政策与施政。我大吃一惊，原来中学历史上讲的不是事实啊！即使不了解太平天国史实，任何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会从双方的政策与施政得出：未及开战，胜负已定，太平天国必败！因为太平天国的政策在中国不可行！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天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可谓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冯友兰先生看来，曾国藩是一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当时正是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颠覆与渗透，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洪秀全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大量吸收受压迫的民众入教，给他们输灌神权思想，奴役其肉体与灵魂。时机成熟则揭竿而起，开始了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斗争。自然，封建政权受到威胁的同时，传统文化与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纲常名教也受到颠覆的威胁。曾国藩与他率领的湘军就是以捍卫传统礼教为精神支柱与理论指导的。

　　当人们以“封建卫道士”的帽子扣在曾国藩头顶而抨击其保守时，他们忽视了一点：太平天国以神权为政体，以基督教义为精神指导，其实才是真正的历史倒退。孔孟之道，纲常名教，本质上还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它比太平天国的神权理论要进步几个世纪。洪秀全的失败就在于，学了西方的文化糟粕，让历史倒退了几百年。

　　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天平天国引起的中国历史倒退。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即使太平天国夺取了政权，它如何**外来侵略，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让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都非常成问题。若那样，中国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沦落到比清王朝更惨的地步去。

太平天国如果真的代替了清王朝而统治了中国，那么，本系列所述的太平天国政策就会在全国施行。那种政策比清王朝的统治如何，读者心知肚明。当然，农民们也许怀有对自己阶级的朴素感情，来支持太平天国，把洪秀全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农民的。

1844－1845 年，冯云山正在努力开辟起义的根据地，洪秀全则在广东老家教书，写作诗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劝人崇正辟邪，去恶从善。歌中直指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等人为邪恶。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太平天国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却视农民为贱民。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对此作出评论说：

“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广西紫荆山区许多纯朴的农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宝座，但是这位忘本的“天王”却如此看不起农民。太平天国后期，在他自己“亲政”的时候，镇江地区出现了顾某所发动的农民起义，驻防的太平军毫不软手地加以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又去镇压农民起义，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还有人认为：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比清朝要进步得多。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太平天国妇女们的处境。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动辄打、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妃嫔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这种对妇女的残忍是历代王朝不见的。

从客观上来讲，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以增加兵饷。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以及热河等地“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收数混淆，名目诡奇，似极了明朝末期。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不平均，引致更深的矛盾。而在大搜刮年代中，从中自肥渔利的，多是地方胥吏、军中武将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商人。老百姓的身家元气，凋耗于无形之中。清朝“剥民饷兵”之剧，实由太平天国而起。

从历史事实来分析，太平天国对后世而言，唯一的“积极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讲：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客观上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一步一步走向衰弱，汉官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颠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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