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件：中国时事评论

 

哲学研究“存在”，那“存在”本身更深的“哲学”又将是什么？那就是解读现实，还原现实，把现实所延伸的历史与未来一起还原。

邓玉娇案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能由它而还原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最终是中国官僚文化的历史归宿哲学，警钟与丧钟的哲学。

六十年前的中国蒋氏国民党，为什么被赶出大陆逃往台湾？

因为蒋介石军阀、财团权贵统治下的二十年中，中国九九成的农民与城市百姓，没有得到任何民生、民主、民权的待遇与好处，一切都被蒋政府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权贵阶级、阶层瓜分了！

社会没有言论自由，人没有信仰自由，公民没有基本人权保障与尊严，起义的共产党成了中国人反抗蒋氏国民党暴政的唯一希望与代表，中共当时的历史文化与言论，今天依然能让世界震撼！

这是历史最典型的本质直观，根本没有什么深奥的法则。

国家是民族生存的公证人，政府是社会、《宪法》的保护者、仲裁者，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就没有合法性，它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胡温习李等中共高层非常明白：中国基层官员中普遍、日益泛滥的鄙视下层民众、鄙视弱势群体与百姓的倾向，已经成为危害中国社会安全，危害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严重威胁。

无论中共还是中国社会，对此的容忍已经退路无几。

经济落后地区，官商联盟的各种特权“敛财工程”，导致环境生态危机加剧，官商联盟剥夺民众合法利益导致的群体事件日益严峻。

经济发达地区官员的贵族式政商勾结、贪污腐败、胆大妄为屡禁不止，灾难性地、导致社会安全危机四伏，也严重地在动摇中共政权的社会民意基础。

那些没有爬过雪山，没有走过草地，没有抗过日寇，没有效忠过人民，没有理想与信仰的各种庸人政客，不学无术，得志猖狂，为富不仁，已经和中国公民社会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对立！

中国和中共的所谓党纪国法，其实一直在经历这种来自共党内部官僚体制本身的严峻挑战与考验。

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脱节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决定了落实胡温习李健康、和谐、科学发展方针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及其利益分配方式间日益尖锐的社会、阶层、派别矛盾，早已公开化为各地政府、社会、民众的矛盾。

共党内部腐败违法官员、地方性衙门官僚阶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已成为中国社会安定、和谐发展的最大威胁。

更严重的是官僚“风尚”正在以地方权贵阶层联盟的组织形式、腐败文化、堕落生存方式，公开强劲地蚕食、瓦解基层干部队伍“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公职道德，成为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

不法官员悍然侵害民众，对中共高层与政府阳奉阴违，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官场堕落文化，邓玉娇案件不过冰山一角！

权利腐败瓦解中国政治文化的司法与是非观念，地方国家职员在危害民众社会利益的同时，居然自认为是在“依法为政府做事”！

基层官僚已形成一种危险意识：民众与政府，民众与共党、民众与国家的利益是对立的！必须以严厉手段对待民众！

百姓只要不服从他们的意志就是刁民、屁民，就必须严厉打击！

不少城市的所谓城管，奉行个人职权法暴力，公开制造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敌对情绪。官民对立被各地官僚文化不断激化，水火相峙，严重损害了国家与共党公信力。

这个背景说明邓玉娇案只是中国社会矛盾危机与人文堕落的沧海一粟，它透视了中国公民社会与地方官僚腐败、堕落之间日益深刻的对立。公职人员公然的流氓犯罪，在本案中也被公然庇护！

问题是现在的许多地方司法机构、司法权力，既不代表、不属于中共，也不代表、不属于民众，且变相地只属于地方权利联盟的既得利益阶层与集团，社会公权、党政权利被变相挪用、挟持。

没有上层的干预，民意根本无法撼动它们的淫威！

中共高层能不能坚定勇敢地推动深化政治、司法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共自己与中国未来命运。清洗不法分子，是执行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和谐，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组织保障。

有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决定发展的性质；并非“发展是硬道理”，对发展的科学与合法人文认识，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如果当年的德国没有经济与科学发展，希特勒能发动得起世界大战吗？如何科学地认识所谓“发展”，是大课题。

正确的发展，只能是胡温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和谐发展”。

一切自然、社会系统的负荷都是有限的。鼓励极端主义法权与财富个人主义竞争的美国，必然只能是一个性质极端的扩张主义国家。

美国无论在任何方面，只有张牙舞爪，才能以美国的方式存在。

如果地球上真会出现三个美国那样的国家，人类、生存、资源、和平的末日就绝对到来了。美国的“安全”，必然是极端排他性的！

愚蠢的浪费是美国式“文明”的历史创造，它不仅最终要毁灭世界资源，而且先会毁灭美国“文明”，今天的危机只是上帝的警告！

真正的文明，是克制的、节俭的、和谐的最大限度能让社会共享发展利益的文明。不受制约的任何所谓自由与信仰，都是危险的。

苏式的政府集权主义与美国式的金融垄断集团支配的狭义资本主义，都不可能是中国的出路，只有创造性的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民主人权体制是中国社会未来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出路。

真正的“公有制”，实际上正是公民人人共享国有资源之科学人文的最大规模、最大限度的公民社会广义私有制：即所有公民依照《宪法》都有权共享国家进步与发展创造的经济、文化、社会利益。

北欧公民民主社会，是最现实的参考样板。社会本质的还原，是分配方式，这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最终法权尺度。

不公正的制度导致不公正的社会关系，也导致社会分裂、对抗。

公民的贫穷不是公民的罪过，更不是公民可以被歧视、侮辱的理由。如果公民连起码的人身安全，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没有保障，所谓改革与进步的意义，还能说服人类与世界吗？！

邓玉娇案件，暴露了中国在《宪法》尊严上令人震惊的倒退。

中共只有坚定清洗党内腐败势力，才有可能保障后胡温时代，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自身的执政基础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法制安全。

邓玉娇案件不是孤立的，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整体人文的危机，还缩影了现代中国官僚伦理沦丧极端化的严重社会问题。

公职人员对民间女子公然的威逼强淫，迫使受害人不得不利刃自卫，暴露了最低限度的人伦原则也失去了保障！

怎么读它，是中国社会的学问，也是中国司法的学问，小官僚的强奸合法性，判决的是基层官僚阶层的本质！

基层是社会地基，汶川地震告诉中国，地基的崩塌它是致命的；这也是邓玉娇案件的意义：未来命运都潜藏在现实中。

大地从地基的崩塌开始裂变，矛盾从核心发生质变，权力腐败必然瓦解政权。从官僚堕落到社会堕落，足以遏止、丧失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一切发展机遇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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