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生不逢时，还是时不逢大师

《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一

标点按：作家岳南最近推出一本新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该书一上市，即引起了学界人士和媒体的广为关注。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著名评论家朱大可先生等人对该书给予了不同角度的评价，凤凰卫视的何亮亮先生和梁文道先生，对此书各有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本人捧读之余，对此书亦有些粗俗的见解，不揣浅陋奉献出来，与关注这本书的读者讨论。

当世人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谁是大师谁不是大师时，作家岳南却在他的新书《陈寅恪与傅斯年》封面上，赫然作出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结论。

老实说，岳南抛出的这个断语是残酷的，也是注定不受欢迎的，天下士林又要为此闹上一阵子。余秋雨就不消说了，难道季羡林不是大师？难道南怀瑾不是大师？不是，他们不是！岳南冷静的回答中透着毋庸质疑。

在当下泥沙俱下，文事纷扰，以及各种学术流派盛行，各类文化名人辈出的情势下，岳南拒绝了浮躁和诱惑，闪避了低俗和平庸，径直迈上了一条似乎没有看点没有卖点的崎岖之路。这是一条通向历史巅峰和文化高端的荆棘之路，在那“一揽众山小”的绝顶之处，伫立着一个个雕塑般的大师，他们仿佛在等待岳南的朝圣。岳南攀行到此，扑身在这一处，深度地品味解读的快感与对话的欣喜。于是，真正的大师，真实的大师，就不断地流注于笔端，跃然于纸上。

看《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我最为关切的是，大师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沉浮兴衰的内在关联。我惊讶地发现，大师产生的时代非但不是国运昌隆之时，甚至还战火频仍、国难不已，大师虽然受拖累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却依然保持着大师的身段。这使我瞬间联想到身受宫刑之辱的史马迁，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诗圣杜甫，还有屈原、苏东坡等等等等的大师们，他们的经历使我相信，苦难可以造就大师。但是，苦难一定是产生大师的必要条件吗？

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大师的出现，确在国家多难之秋，帝国列强欺凌蚕食之痛，日本侵略家国之恨，国共内战之伤，文化动乱之祸，是大师无法回避的宿命，还是大师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民族的苦难，个人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大师的命运浸淫其中，大师的学养也滋长其中。

过去的苦难年景大师身影颇现，如今的太平岁月却不见大师影踪？这似乎是个悖论，大师的出现与国运有关，但看起来二者却总是相背而行。

尽管眼下很有一些人对大师的桂冠暗恋窥视，但确实没有人担得起大师的重量。岳南借用陈寅恪的话说，开风气之先，并示来者以规则，才堪称大师之任和大师的名号。他以此来镜古照今，最终无奈地作出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结论。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是岳南对中国近代文化蹒跚前行的学术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怒其不争的学养判定。这同时也是岳南从《李庄往事》到《陈寅恪与傅斯年》写作体验中，对知识分子命运沉浮与国运兴衰内蕴嬗变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应该还有另一层意含，除了排他性的判定意味之外，还流露了岳南对昔年大师的至性怀恋。从《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黑底白字的封面设计，不难看到编辑缅怀先贤的良苦匠心。这兴许是编辑与作者意图的暗合，亦或是作者向编辑提出的自我主张。

从古到今，大师的命运总是带有浓厚的悲剧性色彩，岳南用书写的事实告诉我们，陈寅恪和傅斯年也概莫能外。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没有大师的时代，不知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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