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过滤：谁对主席阳奉阴违？

丁咚 文

一年前的6月20日，胡锦涛主席率李长春、刘云山一干大陆“宣口”大员亲自造访人民网，与网友“零距离接触”，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直接与网民对话。今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走进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交流了两个小时，谈及民生、就业、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个人“厨艺”等话题。中国第四代领导层的两个最高代表人物相继“触网”，表明了中央对网络的认可和重视。一年后，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密集的回顾性报道，凸显中央领导人的英明睿智，赞扬他们对网络媒体的高度重视和殷殷期待。

在此之前，却有两则关于网络的消息与此极为不搭调，与高层对网络媒体的重视和要求相去甚远，引起公众的极大不安和反弹。一是工信部下文要求强行安装“绿坝-花季护航”的上网过滤软件；二是北京市网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底前，北京将组建兼职监控网络的万人网络志愿者团队。他们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前者提出，强行安装“绿坝-花季护航”的上网过滤软件，是为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后者提出，对招募的万人网络“兼职警察队伍”，将实行实名制管理，志愿者日常上网中，如果发现网站出现低俗内容和板块，或上网人有不文明上网的行为，将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进行查处。

但是公众却发自内心地感到担心。公众对现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对任何言论的控制感到不安。不管是技术也好，人工也好，都有可能堵塞言论的通道。对网络上的淫秽和暴力信息，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希望它们存在；但对于所谓的“不良信息”，由谁认定、怎么认定，却具有很大的空间和弹性。进一步说，随着信息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公众既不希望在选择信息上受人操控，也渴望更加深入地介入公共事务，提高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权。网络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立言论、参与交流、引导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载体。如果现在连网络也如同传统媒体一样，作纯粹的“传声筒”和“播报器”，索然寡味，拒普通公众于千里之外，那么公众的情绪难以疏导，公众的意见难以传达，总有一天会积郁成疾，病入膏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结果。

胡锦涛说，网络是我国的第三媒体，对网络给予了极高评价，实际上也为网络进行了正名、定位。每种媒体都有自身的特性和优势。网络媒体除了要发挥传统媒体的一般功能之外，还应该发挥传统媒体所起不到的作用。网络传播在信息的迅速和便捷上、在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公众的参与和介入上，都具有极广泛而光明的前途，必将为移风易俗、社会进步、开化文明发挥重要作用。胡锦涛视察人民网一年来，网络媒体积极介入公共事件、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有目共睹。这是中央领导人体察民意，顺应潮流，大力鼓励的自然效应。主席对网络的首肯、期待言犹在耳，缘何我们的各级官儿们不上体领袖的英明睿智，下顾民情，多花点时间考虑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发展经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改善民生；如何节制欲望，珍惜民膏，却逆潮流而动，企图揣测民心，钳制言论，想方设法蒙蔽公众的眼睛、耳朵，让公众做个哑巴？巧立名目、巧舌如簧不能打消公众的顾虑，只能招致公众的反感和不齿。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政府利益是高度统一的。政府不能自甘沉沦，自己把自己放到公众的对立面。最近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一个官居七品的县处级官员，竟然大言不惭地严厉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如果说这位官员没文化、没素质，不符合事实，因为要爬到如此位置，文化水平低不了。然而文化水平代替不了为官之德。他的话显然是他的“下意识”的反应，可怕的是，这是很多官员都有的“下意识”，当然这种话在工作报告、工作总结、舆论报道中都是看不到的，在公共场合，“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口头禅”。一个分不清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孰轻孰重的官员，其作为可以想象。对网络的态度亦如是。与其百般封堵公众的言论，不如正面应对、反躬自省，正视公众反映的问题，以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公众一起营造澄明、健康的世界。

读过美国历史的都知道，20世纪初期，美国正在从一个农业社会向一个工业社会转型，除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形态有很多类似之处，都处在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问题和矛盾频发，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积聚了大量贪污腐败、财富分配不合理等社会丑陋现象，在引起公众不满的同时，严重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当此之时，以杂志为主要载体，在美国全国发起了一场持续10多年的轰轰烈烈的“黑幕揭发运动”。这场运动席卷社会的各个角落，它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罕见的，“男男女女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同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鼓动家、教授、牧师、社会工作者一起，对伟大的革新运动都起了促进作用”，不仅如此，“黑幕揭发运动”还影响了全国性的立法进程，“市、州和国家的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美国社会并未因为“黑幕揭发运动”而遭到破坏和瓦解。虽然“黑幕揭发运动”的精英一度被时任的罗斯福总统贬为“扒粪者”，但它为完成美国社会的成功转型，为20世纪以来美国发展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强国居功至伟。

应当鼓励网络的发展，欢迎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客观、理性的批评。因为任何国家的法制体系、监督体系都存在不足之处，有它难以触及的空间。这时候就需要来自第三方的、来自公众的自觉的观察和批评。德国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就他的“公共领域”理论指出：“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报刊才真正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即第四等级的批评机构”。当今时代的网络传播已经具备了以往报刊杂志所不拥有的优势，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公共性特征，这种“交往网络”更加便捷高效，更有利于公众揭露时弊，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有利于敦化风俗、清明政治、净化人心，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提供意见和参照。

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总是有它的禁忌和忌讳，不符合公共道德的、不符合法律的、不利于他人自由的信息和言论理应受到限制。我们希望网络和网民自身加强自律，在传播消息、发表评论时，遵从国家法律和公民的道德原则，在追求言论自由的同时，以不损害他人、不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前提，对任何传播淫秽、暴力、颠覆国家等低俗的网络内容坚决抵制，同时做到自己也不参与、不传播淫秽、暴力的信息。

但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不应当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动辄得咎，将网民批评官员和批评政府等同起来——好政府里不都是好官员，对不好的官员的劣行、恶迹进行曝光和批评，是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也是公民的义务，何况还有为数不少的官员贪赃枉法、滥用职权、为官不仁呢！更不应该将揭露时弊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好像老百姓说了些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我们这个社会就混乱了，稳定就没有了，相反，如果社会上的丑陋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公众的埋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倒真能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国家发展和民众福祉。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它们处在萌芽状态时，就积极发现、提出问题，着力解决，防患于未然，比灾难或混乱发生时临时抱佛脚，要高明千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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