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我的本命年。回顾起所自己生存的24年，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中日关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无论自己怎么感受还是大家怎么评价，在这几年以来，我反复落实观察-思考-表达中日关系的过程，它似乎也是不可摆脱的轮回，或不可推卸的任务。

  “你能把中日关系观察到位吗？你有什么资格谈论中日关系？你提出的观点有没有正确根据？立论是否客观？你真的以为你所表达的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你能为中日关系担负起什么责任？…”

  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够不够细致。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谈中日关系。我不敢确认我说的有没有足够的根据和客观。我的道理和说服力还有待提高。我绝对不能轻易说负什么责任，怕做不到…这是朋友们的疑问，也是我自己的反思。

  是的，我一直是在半信半疑的。对于自己所观察到的问题、所思考的视角、所表述的观点，我从来不带有任何的自信和乐观，相反只是紧张和不安。这是我的状态。不过，问题不在于你怎么想或者你怎么做，而在于你已经在想，已经在做，更在于你还会想、还会做。既然如此，我只好选择顺其自然，不要多问为什么，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既然如此，我想全力以赴做好自己。

  观察中日关系，我还是感到有趣。其趣味有很多方面：

  首先在于它的复杂性。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过去、今天、未来，国家、民族、公民，合作、竞争，歧视、重视，喜欢、厌恶，时尚、传统…众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牵涉。因此，事情本身因为错综复杂，是不可能一朝一夕、简单明了地解开的。我认为，中日公民都需要加深对“复杂”的认识。

  其次在于它的深远。对于每一个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现象，其根源、性质、影响，我一直怀疑它到底有多深，多远。其根源也许基于2000年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开始交往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命运；其性质也许来自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近现代以来解决各自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自我认同；其影响也许与100年以后的中日交往状态有联系。我认为，中日公民都需要提升对中日关系深远性的认识。

  最后在于它的现实性。每一次，中日两国的媒体刊登报道的时候，政治家发表讲话的时候，学者提出逻辑的时候，网民表示愤怒的时候，我都不得不想到一点，“我明白你这样说，但问题究竟在哪里？到底什么是问题？”对的，我们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问题，不应该每一次遇到一条新闻、一次讲话、一条逻辑、一场愤怒后，马上觉得“有问题”。我认为，中日公民都需要提升对中日关系面临问题的认识。

  我真正开始观察、讨论中日关系，其动机应该是2005年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那时我在北京的现场观察了游行队伍，事后接受了采访，第一次认真思考了中日关系。随后，我不知不觉参与到中日之间的各种政策讨论、学术探究、媒体竞赛、学生辩论等活动之中，至今已过了3年多。这3年多，归根结底是我自身对中日关系所折射的复杂、深远和问题提升意识端正态度的过程。这么概括，应该没错。

  《以谁为师？》是我24年里首次发表的用中文书写的专著，由“体验篇”、“感受篇”、“观察篇”、“思考篇”以及“探索篇”组成，一共包含着125篇文章。有的是曾经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过的，有的是我重新写的。虽然125篇文章的长短不一，形式不一，但我始终有意贯彻的是思想和情感的统一。即这些文章所表达的观点与我对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核心立场有着紧密的关联，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如何相互学习？”

  经过3年多的观察与思考，此时此刻，我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是需要相互学习的。中日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既有矛盾，又有共识，既有仇恨，又有喜悦。什么都有，却什么都不是。中日交流真令人疲惫，中日关系真令人烦恼。但大家却相当相当地相互关心，相互重视。政治家、官僚、媒体、商人、文艺人、学者、青少年，各界人士都在自己的领域充分表达对对方的兴趣，寻找共同语言，追求共同进步。

  我们的“状态”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我们正确的状态变得可持续的。在我看来，关键在于相互学习的态度上。学习对方是一种态度，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否多观察对方的优点，成为各自的力量，能否多表扬对方的优点，成为合作的动力，能否多学习对方的优点，成为相互的利益？

  2008年是“多事之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灾难，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还首次主办了奥运会，在亦悲亦喜的背景下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而对于中日来说，也迎来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30周年。中日关系从1978年起展开飞跃的发展，其发展脉络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而行的。这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中日之间的缘分。2008年，对我来说，也不寻常的。“本命年”这一象征有足够的力量让我努力奋斗，前进一步。我也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了，然后考取了研究生。我永远抱着感恩的心态，把在北大度过的时光和记忆铭刻在心中。2008年也是北大110岁的纪念日，祝贺北大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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