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长

这么多年来，我经常看见那个面容白皙，神情淡然的我穿行在校园中。

那些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成了我心灵跋涉的收容站，而让我感到了温暖。那温暖愈来愈清晰，愈来愈闪烁着一种穿透时空的光亮。　　　　　　　　

我们那一茬是新沟中学学制最长的一届。1968年7月，我们把小学六年读完了。不知什么原因，应该上初中，却在家多呆了半年。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挑水，只好在老镇青石板街道上闲逛，看大人文攻武卫，1969年3月才进新沟中学读初中。那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被彻底砸碎，无产阶级教育体系尚未建立。当时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即要革命又要复课，学习便自然有了主题。《九大公报》、《老三篇》是政治也是语文课的教材，数学算是一门单独的教科书，但也塞满了革命的内容，《工业基础知识》包含了物理、化学，《农业基础知识》扯进了生物、自然。再就是经常性的讲用会、批判会和忆苦思甜。到了高中，教材才规范了一些。当时初中学制是三年，到了高中，新学期由春季改为秋季，我们又在二年制的高中多呆了半年。伟大领袖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在我们头上没有得到落实。我们在新沟中学整整呆了五年半。从少年到青年的结果：一样的是，我们都成了知青；不一样的是，从此天各一方。

那时候，“五七指示”是教育的指导方针：“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于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锄草、栽秧、割麦、摘棉花，到处都有我们嫩稚走向健壮的身影，迷惑而又虔诚的面容，学习反倒成了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最好注脚。如今，我们曾经学习的那些文化课，早已成了看不见的砾石或尘埃，并经常硌得我们的心痛。

只有那些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在我的记忆中，成了我心灵跋涉的收容站，而让我感到了温暖。那温暖愈来愈清晰，愈来愈闪烁着一种穿透时空的光亮。　　　　　　　　　　　　　　　　　　　　　　　　

一、小楷  大家

毛宗伦老师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

1969年3月2日，我从外地匆匆赶回小镇，初一已开学一天了。那天早上，作为一个迟到的学生，走进教室时，是否喊过报告，倒不记得了。记得毛宗伦老师只看地了我一眼，没问一句话。看到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小学同班的熟面孔。我坦然了，若无其事地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涯。

复课闹革命，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批倒读书无用论、无政府主义和稍后一些的斗批改，批判北决杨一类的。第一次批判读书无用论在全班发言，我发言以最高指示开头，以鲁迅的孔乙己串连，以电台报纸上的一些常用词作支撑，再加一点排比设问反问，文稿显然大而空，只是文字还算通畅，而且还有以后高中课本才会出现的孔乙己。我想我一定引起了毛宗伦老师的注意。因为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毛老师就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那时他还是单身，和洪家奎，肖运动，赵广国老师住一个寝室。毛老师拿出一张当天的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要我读。读到“阴谋诡计”时，我把诡读成了危。毛老师说是阴谋诡计而不是阴谋危计。对不认识的字，不要望文生义。学问学问，一是要学，二是要问。不弄懂弄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那些错别字和道理会一辈子挡在你的面前。至今我还铭记毛宗伦老师对我耳提面命的那一时刻。

在那个不停地批判读书无用论，而文化课又被其它一些东西弄得七零八落的日子里，现在想来，毛老师为了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知识，真是煞费苦心。如讲《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讲新四军就讲到了皖南事变，讲皖南事变，就讲到了周恩来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讲到相煎何急，又讲到了曹植的七步诗。而这些引起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兴趣。

毛宗伦老师对我有些偏爱，在他担任我们班主任那个学年，我被选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先进材料是毛老师撰写的。毛老师不是用钢笔写也不是用圆珠笔，而是用毛笔写的绳头小楷，工整舒展的小楷让我面红耳赤。那年底，我和陈丹老师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作为“活学活用”先进，一起去新沟农场场部开会，那时中学属新沟农场管，是学校的上级领导机关。发给我的奖状，是某某某被评为一九六九年度五好职工。我惶恐不安，我一个学生伢，要不是毛老师的小楷，我怎么能变作一回五好职工咧？

毛老师书教得好，篮球也打得好。那时新沟中学教工篮球队远近闻名，毛老师就是教工篮球队的主力，有左手中远投百发百中的绝招。不知什么原因，带了我们一年，就被学校革委会安排到食堂，管理柴米油盐酱醋学校菜地还有几个烧火的师傅。不久就把食堂弄得红红火火。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和师傅们生炉子，蒸馍馍，做菜汤，煮稀饭，晚上九、十点钟还要把全校几百名师生的早中晚的消耗，明天要采购的东西，清盘到分，才向一天告别，回到那冷火熏烟的单身宿舍。那段时间也没有发现毛老师对食堂工作有什么反感，并还是像写小楷那样认真，倒是我们做学生的为他愤愤不平。

我们与毛老师有缘的是，他的夫人王德容老师，也是他华师历史系的师妹，在我们上高中后，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还教过我们语文、历史，直到我们把高中读完。很久很久以前，稍有学识的家庭给孩子取名，那是非常认真讲究的。大凡都从《四书五经》中找得出出处，寄托着家长的期望。从王德容老师的名字看，她出生于一个对女孩也寄予厚望，并且有能力让她成为大学生的家庭。王老师身材不高，体形有点胖，虽然眼睛有点小，但因为面善，总给人笑咪咪的感觉。

1977年，毛老师和王老师已一起调到养殖中学。一个周末，我去张公堤外那个靠近市内却又很偏远的中学去探望他们。那所学校，有一座新修的水塔，解决了师生吃水的问题。那应该是任校长的毛老师的另一种证明。他们的儿子毛浩刚上小学，放学的路上，竟从渔塘里捉了一条活鱼回来。我在毛老师家住了一晚，饭菜都是王老师亲手做的。那天和老师们谈了什么，我忘了。只记得四周很静，蛙声让夜有了动感，又更显得静谧。后来收到王德容老师的来信，那隽秀的行书，传达的是老师对学生割舍不断的关怀。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毛老师王老师对我、对我家、我儿子的关心关注，一直未曾间断。知道我爱好集邮，有一年还叫刚从武大环保系毕业的毛浩送给我一套原苏联的邮票。

十几年前，毛老师就担任了区教委副主任，几年前从教校校长兼学校书记岗位上退休，王老师也从一中退休，儿女均已成家立业，一生算得上是功德圆满。去年听说毛老师他们反映过一件事，原因是因为政策的差异，他的退休工资竟比教育局食堂烧火的师傅还少。反映过，没听到解决了的音讯。也没见毛老师有什么特别不高兴。毛老师学历史出身，上世纪就额外指导我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一直以为，读通了历史的人，对现实中的一些小小的波澜，就会一笑而过，显出一种大家的风范。

二、为人民服务

程世德老师是我们的第二任班主任，他是应山人，口音在一句话的某个字音上遗漏出来，听上去就显得人非常真诚本色。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两个儿子尚在学龄前，就寄养在他夫人刘玉兰老师汉口的娘家。程世德老师对刘玉兰老师非常疼爱，烧火做饭洗衣一应有程老师包了，做的时候也是一脸轻松，举止自然。但大多数时间和我们作学生的在一起。印象中，程老师教过我们政治，数学、历史、体育。当然都属于临时性质，但也看出他备课讲课的认真。上体育课，打篮球，也是手把手地教。决不像那时节上体育课，大多是放鸭子。大约是1970年5月间，我们又要学农，去了东方红大队锄棉花地里的草。我们一班近三十个男生睡在半间仓库里。先前我们学农就在学校附近的大队里，晚上是各人回各人的家。这次应是第一次集体出远门。睡的又是苇席铺底的大统铺，还有正在黑暗中飞行等待张口的蚊子，还有在墙角吱吱作声又偶尔从横梁上快速跳过的老鼠。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就把一个破旧的仓库弄成了鸦鹊林。时至半夜，你一语我一言，低声说话和嬉笑声还不绝于耳。有个想睡的同学大声说道：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也于事无补。这时程老师到仓库来了。本来程老师和其他老师被安排住在大队部里，他不放心，到仓库来看我们。见状，程世德老师说，同学们，为了明天的劳动，大家一定要休息好。我们朗诵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最高指示后，就睡觉。接着，程老师起头：“最高指示”。我们躺在芦席垫上，整齐划一地喊：“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谁都不敢弄出什么响动。早上，我们醒来，看见程世德老师从两个倒扣合一的棉花篮中站起来。原来，他和衣在棉花篮中睡了一晚，只是，为了和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从那一天起，我们和程世德老师又亲近了许多。

1970年2月，整团建团工作开始，我是全校参加整团建团学习班12个学生之一。据说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入团的不二人选。但结果第一批团员没我。在我那个年龄，这对我是一个无法排遣的打击。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于是，一脸的暮色不加遮挡地占据了我嫩稚的脸庞。什么批判会也不抢先发言了，什么班上的事做起来也不带任何热情的色彩了。很多年后，程老师才告诉我为什么没入团的原因，是因为校工宣队某负责人不同意。但当时程老师找我谈过一次话。那天放学以后，偌大一个教室只有程老师和我，红色的夕阳照耀玻璃窗，反射在他的脸上，让一脸的倦容显得黑白分明。我以为，程世德老师会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一类的话。他缓缓地说：我们两人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有人说，你是我的弟弟，我也是把你当弟弟看。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很心痛。人受挫折，就灰心丧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人的一生要走多少路，要经历几多事哟。接着他谈到了自己的经历。动情处，他的眼睛竟有些潮湿。我相信，那次谈话以后，我一定有一些改变。只是不久他被调去管理学校食堂。

我们离开中学后不几年，程世德老师调到吴家山一中，做到了管行政的副校长，并从那里退休。程世德老师好像只给我们这一茬学生讲过课，而且是文的武的都来。从那以后，就一直做总务行政工作，那些事做好了，谁都感受不到好，做得不好，谁都会不舒服。亏了程世德老师。一辈子都是在为学生，为家人，为别人着想，是在身体力行地为人民服务。

2007年4月，程世德老师七十大寿。他的一些老同事，我们这些新老学生都去了。在那种气氛中。程世德老师一定感到了大半辈子为亲人、为学生、为别人付出的快乐，也一定感到了那种给予回报的幸福。

不过，我更相信，程世德老师在给予的过程中，并不期望有幸福的降临，因为他享受了过程。要不然，伟大领袖为什么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呢？

三、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1969年3月上学时，就开设了外语课，先是学英语。任课老师是乔培汉老师，乔老师二十多岁，白晳干净显出更多的书卷气。第一课就是学英文毛主席万岁，我们好奇而笨拙地发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响。“狼朗勒夫前緬猫”。教育要革命首先就体现在教材上。就像现时某些庸医，对病人看都不看一眼，就开一堆药，能否治病，就看病人自己的造化了。那时全凭乔老师的口传身教。没有教辅，一个一分钟转68圈的留声机是手摇的，听了一回唱片，里面发出的读字母的声音嘶哑而破碎，断然没有乔老师发出的声音悦耳动听亲切。留声机大概叫了一回，就再也没用上了。而随着班上课上打瞌睡的、做小动作的人有增无减，乔老师的声音似乎离我们愈来愈远。又经常停课去学工学农，一学期连26个字母没学完。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从第二个学期转学俄语。乔老师就再没教过我们了。他到另一个班任班主任。不知乔老师有什么绝招，只看见他与学生挑草割谷、踢球流汗，欢快得很。把一个原先男生爱打架，女生爱扯皮的班，整得服服帖帖，如沐春风。那个班的学农基地也盘得五谷丰登，四季常青。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文革前高中毕业的代课老师，乔老师考上了华工，毕业后就到了某研究所。他那个班有的学生至今还经常结伴去看他，如结义的梁山好汉，喝酒，谈家常，痛哉！快哉！

俄语开课了，第一课还是毛主席万岁，“达日达斯特威依普特斯达捷里亚毛”。我们把那个轻柔悠长的弹舌音发得浑浊不堪，也把自己弄得不堪重负。刘玉兰老师不气不恼不厌其烦亮出牙齿伸出舌头作发音示范。直到我们发音有点靠谱才肯改口。不料，再上俄语课我们又重蹈覆辙，刘老师就得重新教起。随着课程的推进，我们大多数学生终于发得有点车转路回了，刘老师却离开了教师岗位，离开了我们当农民去了。1970年，不知是那一级革委会要求学校选派老师下放劳动，不知怎么就选上了体弱娇小的刘玉兰老师，劳动就在学校旁边的大队里，早出晚归，和当地农工同工只是不同酬。我看见原先白皙漂亮的刘玉兰老师晒黑了。只是看不见那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对她的压力和打击，她依然还是带着那么真诚而优雅的笑容，面对向她打招呼的老师和学生。后来，她没有再教我们这个班，但是二十多年后，退休后的刘老师又辅导我读初中的儿子学英语，刘老师把我儿子看得和自己的孙子一样，事实也是，我儿子和刘老师的孙子一起在刘老师家里打闹、吃喝、学习、叫奶奶。我儿子2002年高考624分，那里面有刘老师倾注的心血，刘老师教育了我家两代人。刘老师的专业是俄语，后来转教英语，斯拉夫语系和拉丁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刘老师游走在语言的世界中，一定是用她对待孩子、丈夫、亲人的方式，善良、真情、爱心、给予了学生。而在这行走中，她自己也一定得到了快乐。

接着刘玉兰老师教我们俄语的是余纲全老师。余老师年近中年，高高的个子，面色往黑里靠，眼睛很大，嘴唇有点厚，显得人就很直率，妻子是镇上医院的医生，全家四口住在镇上。最风光的是，他有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那时全校就公家有一辆破永久。他每天到学校里来，回小镇家里去，一天四趟，沿路把铃铛摇得叮叮当当山响。当时没有学生怕老师的，再加余老师一脸笑容，就常有学生抢爬坐他车后的座架上。不几日，余老师就把座架卸了。但不几天，车上的铃铛却没有了，肯定是被哪一个学生下的，而且不只一次两次。没有铃铛的鸣锣开道，没有学生争先恐后的围睹，骑自行车回家上班、上班回家的余纲全老师就有些孤单。余老师教课也像对他的自行车那样倾注了全部情意。只是可能由于他的舌头比较厚，再加上我们听惯了刘玉兰老师的发声，余纲全老师在纠正发弹舌音时，竟然被我们绕进去了。不能这样而又要那样。而那样正是他要教正的这样。然后又回到必须的这样。好在余老师认真又随和，课堂上大家也就认真听他的课。余老师教我们的时间不长，就换了新老师。余老师后来去教什么了，已不记得。记得是他那辆曾风光无限的自行车，还有他发弹舌音的坚持和认真。

陈丹老师是担当我们俄语教堂时间最长的老师。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一进教室，一登上讲台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长溜俄语，然后面对我们背诵着他写在黑板上的俄文：“卡尔·马克思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然后又为我们唱起了一曲俄文的《东方红》，接着为我们讲起了学习俄语学好俄语对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陈丹老师的这番举动和语重心长的话语，当时对我们真产生了一种冲击。但当我们回到日常生活和俄语课本上，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那种冲动早已被消磨殆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丹老师先到区宣传部工作，后又到区电大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毕业于华师俄语系的陈丹老师对俄语情有独钟，不弃不离，从大学到现在，坚持订阅《俄语学习》。1992年还到满州里中俄边贸区过过小半年的翻译瘾。曾两次参加省市翻译协会组织的译文竞赛，获得俄语组的第三名、第二名。2007年他自费到莫斯科、圣彼得堡旅游，义务为同伴充当生活翻译。我想,他徜徉在涅瓦河畔，红场中央，列宁山上，倾听那熟悉而又遥远的语音。茫茫人海中，是否有四十年前与他通信的那个叫娜达莎的女孩的身影，那份寻找，渐渐弥漫起一份感动，还有一种无法消退的惆怅。

    离开中学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都没有放弃俄语，上世纪70年代末我订阅了俄文版的《新华每日电讯》，托人弄到了北外俄语专业的教材。1983年我曾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俄苏文学专业研究生，之前的1982年我已在《俄苏文学》杂志发表过专业论文，我还翻译了柯罗连科的《地窖里的孩子》。1982年我走进武大图书馆地下一层的外文阅览室，借到一本俄文1956年版《战争与和平》，当凭读中文版时的记忆和扶持，而将俄文版的一章很快阅读完时，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因为我感到我是如此近地走近了托尔斯泰。

在现在按部就班的日子里，我常怀念学习俄语的那些年月。是俄语让我对生活有了另一种开拓的可能，而这可能对那时的我进行的追堵，而使我的生活充满张力。遗憾的是，事至今日，单个的我，只能将已蚀残的那把人生武器埋在心灵深处，并向教我俄语的老师，表示我迟暮的歉意。　

四、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进初中后，那时没有数学课本，老师讲得认真，我们却大多进了深山，找不到回家的路。第二年，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又一起升到初中，课本倒有了，却没有那么多教数学的老师。教政治的程世德老师也稍带教我们数学。勾股定理就是程老师教的。到了高中，学工学农相对少了一些，学校还开展了一次数学竞赛，一下把我们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那年是五年半间，我们学习最辛苦时间最连贯也是最快乐的时光。只是好景不长。1973年某日某地某校的某个学生因不堪学习重负自杀了。这个偶然的个体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运动。于是，剩下的一年半载，我们过得淡然无光。

教我们数学的，先后有好几位老师，印象最深的是黄德益老师，朱洪林老师，赖恒易老师。

黄德益老师是新沟中学元老级的老师之一。常年是一件深蓝色或是浅棕色的中式对襟上衣，西裤配当时少见的皮鞋，入深秋至来年仲春前，常配以深色羊毛围巾，与中式上衣相得益彰，颇有民国时期先生的遗风。毕业于数学系，用一缸水来浇只需一瓢水的学生，游刃有余，便自然有一身傲骨也有一点傲气。黄老师爱憎分明，对学习认真成绩好的学生，就是有掩饰不住的喜欢，对学习不认真的学生就怒其不争，黄老师板书潇洒自如，而且袖口从不沾一粒粉笔灰。但他不吝啬粉笔头，他能把粉笔头准确无误地仍到正在瞌睡或东张西望的同学头上，而不论距离有多远。

大约是1970年秋，某日，学校邀请解放军某连级干部到学校讲用，新来的革委会负责人要求全校师生列队欢迎。黄德益老师用他那极浓的汉川口音冷静地说：“形式主义”。然后拂袖而去。结果可想而知，学校开展了全校范围内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大讨论，大字报贴满了干打垒的大字报墙和四排教室的山墙，不指名地批评黄益德老师。那次形式主义是否处理过黄老师，不得而知。黄老师依然面色严峻地认真讲课认真批改作业，似乎那杀气逼人的大讨论与他全无关联。那段时间，黄老师的夫人带孩子到学校来看望过黄老师。黄老师的夫人是归国华侨，好像也在市内哪所中学教书。儿子两三岁，头发长长，脸庞圆圆，时而中规中距，时而遍地撒欢，看到儿子那样，黄老师才露出了罕见而由衷的笑容。

1970年5月的某一天，黄德益老师摸黑到学生家里走访。到我家时，看到我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做作业，而且是数学作业。他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脸色竟有一些难见的和善。后一天，黄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去掺合那么多活动，数学是学得好的。”

朱洪林老师那时应该只有三十出头，用汉腔讲课，就有了一些洋味。课讲得生动活泼，全没有几何几何想破脑壳的烦恼。五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学有优劣，有不愿多动脑筋的，就抄作业。有一段时间，全班上交的作业，几乎全要红勾勾才能做断决。朱老师并未沉醉在教学的收获中。最优秀的学生就那么几个，不可能短时间内造就那么多优等生。一日，朱老师讲课前，先讲上次批改的作业。朱老师说，“这次作业，只有程世谟一个人做错了，但解题的步骤都到了位，希望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说毕，不再多话。面向黑板板书，开始讲新课。

我记得朱老师并心存感激，是因为迄今为止，他是对我行为导致错误结果而表扬我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很久很久以后，我相信朱老师的教学理念是：通过知识可以获得解放。学习可以成长，厚学可以明德，而不是作为打开某一扇生活之门的敲门砖。

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朱洪林老师调到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几年后，朱老师因病去世。他一定是一心扑在教学和工作上，才导致身体虚弱而致病。只是，没有人像寻求英雄一样寻找他，让他湮没在岁月的流逝中，无声无息。愿朱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赖恒易老师是江西人，口音很重，数学底子差的，听他讲课就有些吃力。他讲课认真，虽然少了一些互动，但不急不缓，张弛有度。那年开先河的数字竞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出于他任教的另一个班，可见他授业有道。他批改作业也很认真，不是简简单单的勾勾叉叉，而是用红墨水笔按解题程序一道道改过，令知错的学生坐立不安。我们做学生的没有谁怕他。一是他面目和善，他就是发脾气，也看不出恶意。二是他二十多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们有人和他拍背搭肩，他也不急不恼，无形之间，就有了亲和力。至今我还不知道，是我们哪个好事的女同学，为赖老师当起了媒人，并获成功。女方家住学校附近的生产队，人在棉纺厂上班。

前几年碰到赖老师，神态还是当年那个模样，口音还是那么熟悉，只是他是一半欢喜一半愁，欢喜的是两个儿子都已成人成才，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深圳，都不要爹娘操心。愁的是他任子弟学校校长的那个工厂破产了，如果按企业干部退休，就会比按教师退休待遇差一大截。而且上级部门正准备按企业标准办理内退手续，。他拿出大学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给我看，看样子是真急了。我宽慰他，类似他这样情况，区域范围内，人数不多。正常反映加上想些其它办法，问题会得公平合理地解决。过了不到一个月，赖老师打电话我，问题解决了。现在，偶尔碰见赖老师，眼镜换成了茶色水晶的，左手玩弄一对钢质健身球，右手拎一塑料保温水杯，见我直呼其名，说几句家常话，便信步而去。日子过得如闲云野鹤般自在。我有时怀疑他生活的真实性，以他的精力和学力，在家办个什么家教班赚钱，应该不是什么费神的事。他不那么做，一定有某数大于或等于某数的所有理性支撑。那么，对一些事，他一定是悟透了。

近两年来，有几次梦中我在考数学，每每急得抓耳挠腮。醒来便是长久的惆怅。其实数学好不好，对于现在的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惨重的是，我早已失去了用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能力。二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如果两点之间有一条鸿沟，那条直线仍然在空间存在，只是我不知道，那条直线以什么样的形态定住了两点之间的漂移。有时我还怀疑那条直线的存在，甚至放弃了去寻找那条直线。

为此，我向所有教过我算术数学的老师致歉。

五、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

只要上过中学的，谁都知道水的分子式是H₂O,，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但那时我们不知道，当《工业基础知识》变成物理和化学时，阎洪福老师成了我们第一任化学老师。在我的印象中，阎老师是我们学校唯一与学生见面先向学生打招呼的老师，上化学课后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化学只考了50分。是全班可数几个化学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公布成绩的那一天，阎洪福老师叫我晚上到他家里去一趟。那天晚上，我忐忑不安又横下心，敲响了阎老师的家门。在柔和的灯光下，阎老师拿出我的化学试卷。那红红的5和0像一个铁钩和一个伤口，惨不忍睹地横在我的面前。我垂下头，等待阎老师的批评。一贯轻言细语的阎老师 还是用他那柔和的语调，讲解我的卷子；这里对了，为什么对了。那里错了，错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他又说起了学好化学有哪些基本要求。他特别强调。要下功夫熟记元素周期表。那是一把万能钥匙，在走向化学王国的途中，它能帮你打开一扇又一扇紧闭和未知的大门。

那天晚上，从河堤边阎老师家里出来，河风吹来，我清醒了很多，我抬头望着满天闪烁的星星。寻找并认定一颗最大最亮的星星，许了一个心愿。

这个场景，这个在记忆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温暖的场景，成了一个永恒的瞬间。从那以后，每次化学考试，我的成绩没有低于95分的。这不是炫耀，而是阎老师用一种本能的天职和善良，让一个学生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听到关于阎老师的任何信讯。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此刻，万籁俱静而浮燥喧嚣的夜晚，在我心里，我恭敬地向他鞠躬。因为，他教会了我什么叫知耻而后勇，尽管我知道，阎老师连杀一只鸡的勇气也没有。

继阎洪福老师之后，教我们化学的是孙国勤老师，孙老师毕业于武大化学系，要知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武大化学系是全国院校中顶尖的学科，他年轻的脸上那种傲气，自然得到了我们的尊重。但在他第一天给我们上课时，我就让他盯住了我。那天课上到一半，我突然感到肚子剧痛，咬牙坚持了一会，我连举手表白的力气都没有。犹豫片刻，我决定离开教室。我是从教室的后门走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孙老师盯住我后背的目光。过后我知道，就像如今联合国大会，某国政要正在主席台上发言，而另一国使节因不满愤而退场给别人难堪一样，孙老师一定受到了某种伤害。后来上课，他突然提问要我回答，好在有阎洪福老师打的基础，我的回答准确无误。孙老师不加任何评说，又继续讲课。从此，我更认真听孙老师讲课，不敢有任何松懈。孙老师对我狠，我对自己更狠。期末考试，我化学考了98分。我自以为应该是100分。没想到孙老师主动对我说：“如果再把硫酸铜写成硫酸钢，我一分也不给”。原来是因为一个错别字，我被扣了2分。我理解了，孙老师是严格要求我。而且，后来，这种严格就有了更多的温情。

孙老师一直没问我，那天课间我为什么退离教室。而我当时是不懂事，没向孙老师检讨并说明原因。多年以后，有一个念头撞击我的思绪：仅仅用好成绩来说明对老师的尊重是不够的。孙老师在我们离开学校后不久，就和夫人胡经佚老师一起调到了市内一所中学，并担任了好几年的校长。前几天，听说孙老师走了，孙老师正当英年，我不敢相信也不敢证实这个令人扼腕痛惜的消息。

我只希望，终于有那一天，在一个鲜花遍地，金光灿灿的地方，我拜见到孙国勤老师，亲口对他说：那次我因病离开教室也许是天意，让我承受生命中这段难以释怀的师生情。

一滴水是H₂O,涓涓细流是H₂O，滔滔江水是H₂O，波澜壮阔的大海是H₂O。我的老师们用比大海更广阔的胸怀，让一滴水感到太阳的光芒，并因此晶莹剔透，让生命生生不息。

六、抓起自己离开地球

洪家奎老师给我们讲力学的第一课，就把我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吊起来，那是1972年秋季，高一开学，洪家奎老师不看课本，不看黑板，只看着我们：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无论用多大的力，也不能让自己离开地球。为什么我们坐在急驶的火车，感觉不到自己在运动。如果火车急刹车，为什么我们会前仰后翻？

虽然我看过1965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也知道洪老师一连三个为什么的基本答案，但他轻松自如的语调配以惟妙惟肖的形体动作，令我们会心一笑。而且他讲课深入浅出，注意与我们的互动，一堂课45分钟好像比平时短一些，洪老师讲完授课内容，布置完作业。下课铃就响了，几乎不差分秒。走下讲台，对我们一笑，走了。仍下我们在教室里兴奋或发呆。

洪老师白白胖胖，一头卷发，金丝边眼镜，腰稍微有些躬，但衣着整洁。后来，我知道他的家庭成份是官僚资本家，那成份就应该有很多故事。我常看到他收到两个哥哥的来信，地址都是中科院什么研究什么所，看来洪老师家学渊远。但洪老师喜欢穿深蓝色工作服，文人模样的洪老师就有了知识份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印记。1969年秋季，洪老师就教过我们《工业基础知识》。那时节，学校经常开大会，不是在讲用就是批判，安装看护扩音机、麦克风、高音喇叭就是洪老师另一份工作。不什么原因，他教我去做这一件事。跟着洪老师安装了几次，我就能独立操作了。直到有一次开大会，由原先的两个高音喇叭增加到四个，而我还是用两个喇叭的线路连接扩音机，结果是喇叭有声音，但不时蹦出绝望的嘶叫声。我茫然无措。好在洪老师很快赶来，查出了问题所在。他在调整时。细声而平静地告诉我，如果用四个喇叭，功率是不一样。如此这般。在主席台的人侧目看我们的时候，洪老师用他的胸膛护卫着我，完成了对我的一次求赎。

我可以感觉到洪老师一直都很关心我，而我却难用苍白的语言表达我无以言状的感情，直到今天。

敖洪清老师也教过我们物理，他是东湖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也应该是一个有傲气的人。他吸烟很厉害，看样子是心中有郁闷之气要叹息。他的父亲是镇上的裁缝。敖洪清老师就长年累月穿一件中式对襟便衣。那衣剪裁缝纫颇见功底，衬出单眼皮，一脸严肃得不高兴的敖洪清老师多了一份文气和沧桑。后来他还带了我们班一年还是一个学期的班主任。真心实意地为班上烂七八糟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操心。二十多岁的他，中指与食指已被香烟熏得苍黄，头发里也竟有了几根白发。

高中毕业了，我们呆在家里等下放的通知。一天晚上，敖洪清老师摸到我居住的小屋里，小屋里一床一桌一椅一灯，墙上是汤小铭的《永不休战》印刷画。敖洪清老师见我在读老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叹了一口气，点燃了一支烟，烟雾袅袅升起，那烟雾让我感到一丝惘怅也有一份感动。那天，敖老师说了些什么，我全然不记得。记得的只是久久不愿散去的烟雾。

后来一直没见到敖老师。听说1977年他参加了高考，大学毕业后不知去了哪里。

就像我们不能抓住自己头发离开地面一样，我们不能离开别人而独自生长生存。如果我们走得更远，生存半径会让我们知晓更多，于是我们会站得更高，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们就不会囿于心中的桎梏。就像《奥德修斯》和《伊里亚特》描写的那样，出走和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