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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企业家都干了些啥
谢岚编辑
   2009.06.21      B10版：星期日·文化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张謇在南通建造的博物馆。乡人问他，这博物馆是干什么的呢？张謇说，“辅益于学校”，只有学校不足以培养通才，需要“图书馆、博物苑以为学校之后盾”。

 

 □图为上海交大前身南洋公学，盛宣怀1896年（光绪22年）创建于上海，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1921年统一学制，改称交通大学，已有相当水准，有人称其为“东方MIT”（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文/鄢烈山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编辑

    除了花柳病，员工一律享受免费医疗。

    工作满一年，可享受两周带薪休假。

    码头工人也能学英语。

    经济困难不裁员。

    组织集体婚礼、集体旅游。

    兴建图书室、体育队、京剧队、川剧队。

    ……

    恐怕你很难相信，这些都是七八十年前一些民营企业的规章制度，在这些企业里上班的人，就能享受到这些福利和培训。

    “老”企业何以如此“现代”？管理它们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家？这些“陌生”的人，和今天的生活还存在什么的联系？

    下面这篇文章将带你回到那段历史。

    这也是近期一个升温中的话题：

    重新认识和评价20世纪的“民族资本家”。

——编者按鄢烈山，1951年出生在湖北江汉平原农家，“大跃进”之年发蒙，“大串连”后回乡务农教书，大学毕业后在一区政府工作，业余开始杂文和时评写作。1986年入新闻界，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出版过《没有年代的故事》、《冷门话题》、《钢丝上的中国》、《追问的权利》等文集，另有长篇史传《李贽传》。

没有纪念碑的抗战功臣

    2009年，我的计划之一是了解一些“民族资本家”的历史。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先说一点感性的。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有些人出于“经验主义”，想采用“直捐”方式。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要求本公司的员工集体捐款时不得超过10元。我理解他是怕那种传统的单位人捐款方式，对低薪水的员工造成心理压力而形成“逼捐”（他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向社会、向社区的慈善组织捐献），但他的想法没有被网民们体察，结果舆论对他构成讨伐阵势。为了公司的商业利益，他不得不出面向社会“道歉”。由此，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有些不理解，甚至不乏道德判断上的敌意。就此，我写过一篇文章《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卢作孚是谁呢？他不仅是航运业的大企业家，还称得上是民族英雄。1938年9月份，中日武汉大会战后期，国民政府组织宜昌大撤退，卢作孚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调度自己的民生公司的航船，在40天里日运夜卸了90%的战略物资入川，为继续抗战保存了至关重要的实力。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但这样的抗战功臣，今天在宜昌看不到一块纪念碑。

    今年2月中旬我在云南红河州的个旧市，看到了一种奇特的铁路，叫“寸轨”（6英寸），它比标准轨道要窄，比阎锡山的窄轨（“米轨“）也要窄。据说，这条铁路有些路段还在营运。后来我了解到，这是1910年代当地的商绅集资所建的一条民营铁路。修成“寸轨”不仅是为了因地制宜节省成本，更是为了不让当时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公司染指中国，不让其殖民势力渗透进来，维护民族权益。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不该遗忘的企业家

    这里讲的是现代企业家，不是胡雪岩这样农业时代的“红顶商人”，也不是电视剧《大宅门》、《走西口》、话剧《全聚德》里那些旧式店主和老板。

    那么，哪些人称得上现代企业家？如今有迹可寻的至少有：

    江苏南通“大生”集团的创办人“状元公”张謇，无锡梅园“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

    另外，还有“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火柴大王”、“煤业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等等。

    这些人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此外，也不能忽略另一个群体：当时的官商。

    认识和史最忌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对于官商也不可一概而论。盛宣怀是官商，但和当时一些权贵官僚还不同。他亦官亦商，“公私合营”，搞重工业和基础性产业，开矿山、修铁路、架电报、造轮船，做了不少开山拓荒的事业，至少可算半个现代企业家。但同时，他能做成这些事情，部分原因又是出于倚靠权力和垄断。

    而先做洋行“买办”、后做官办公司的郑观应（1842年－1922年），不仅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引领时代新潮的思想家，早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前，他就提出了与“兵战”同样重要的“商战”理念，发展工商业。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精辟地将官有、民有和国际三种资本做过分析比较，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主张民营资本应该是“商战”的主角。

    对这些“官商”怎么看，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无论“民营企业家”还是“官商”，今天我们又为什么要来重新认识他们呢？

    我们现在经常讲“财富精神”，都希望民富国强，要想达到这一点，离不开财富精神的载体，即创造财富的人，包括科技工作者、劳动者，特别是企业家，更离不开发育财富精神的制度环境。

    这里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全社会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希望缩小贫富差距、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先回到历史上看一看。

    二是企业家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怎样创造财富？拥有财富之后如何支配？我想，这两个问题是今天很多企业家、很多人关心的。

    三是国家制度怎么对待和引导创造财富。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办、“公有”企业一统天下，国有民营多元并存等多种模式。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说：“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应该推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的措施。”

    上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代企业家，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做过些什么？最终的命运如何？……重温历史，可以给现在的人们提供一些精神资源。

[旁白]

    ■宜昌大撤退：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春，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员物资涌向四川。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转移撤退的情势更为紧急。因为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物资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内运走。卢作孚调动所有能量，统领其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150余万人，物资100余万吨，其中包括大量物资。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

    ■“童试”：即童生试，是明清两代取得生员的入学考试，读书士子的进身之始，应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统称童生。

    ■如果读者对这一群体、这段历史心生兴趣，不妨读读章立凡刊发于《财经》杂志上的专栏文章，如《冼冠生的诅咒》、《哀莫大于心死》等。他对20世纪上半期杰出企业家的作为、遭遇和结局，有着深入严谨的研究，而叙述练达，感情克制。

 

 
 □刘鸿生（1888-1956），这个老板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而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

 

 □卢作孚（1893－1952年），被称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盛宣怀（1844-1916），虽为官商，亦具企业家精神，兴办实业之余，热心教育，创办多所学校。

■不是“发财迷”，是“事业迷”

    中国社会有“抑商”、“贱商”的传统，清末民初，选择从商的“末业”，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因为“童试”未中。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

    这种选择又是和另一个传统——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联系在一起。“状元公”张謇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使他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从事工商不是为了发财，是要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

    一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事业迷”而不是发财迷。荣德生说哥哥荣宗敬是“大迷”，举债购机器扩办工厂是常事，他自己是“二迷”。1946年4月，荣德生在上海突然遭绑架，起初绑匪开价赎金百万美元。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绑匪调查后，将赎金降了一半。他向绑匪要过纸笔给家人立遗嘱，说他兄弟创业艰难，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事业。

    卢作孚基本上没有资本，因此算不上资本家，他只是股份公司发起人、创办人、CEO，他家股本占1/2000，股金没分过一分钱红利。

    他们中的一些人办企业，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为国家民族争利益，二把办企业当做改造社会的大实验场。

    张謇在家乡南通城办企业，一开始就有推动地方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志向。他起初名之为“村落主义”。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他在南通就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他在当地办企业，大量吸收了当地的劳动力；修“模范路”和周边公路；建公园，搞现代化城市建设；办通州师范、办南通农校、南通医专、狼山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更俗剧场和伶工学社，也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栖留所、贫民工场等慈善机关，使南通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无锡荣氏兄弟、四川卢作孚等人很大的启发。荣氏兄弟后来在无锡搞“劳工自治区”，并提出以企业为核心辐射建设“大无锡”的蓝图。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做了这样的社会改造实践。

    虽然这些人改造社会的梦想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有国际国内条件不成熟，无自治文化传统、过于理想化、扩张冲动太强而力不从心等多种，但他们的梦想和成败，耐人寻味。■企业做大靠什么

    1902年，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出版，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地出现了多种盗版。利己与利人的统一，就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基础，这是亚当·斯密新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些带理想主义的企业家深知，只有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了，才能更多地回报社会，更有力地改造社会。所以，张謇、荣宗敬、卢作孚等人扩张的冲动很强烈，甚至超过了自身的能力。

    “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说，“兄弟相信事业的成败，十有八九在自己，不在别人。”。他曾说“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从美国请来的化学博士侯德榜，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和伙伴。

    荣氏兄弟办企业的原则之一就是“设备力求其新”。

    卢作孚十分重视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像定期航运、稳定运价、规定各岗位职责，在当时都是新鲜事。

    这些企业家是把企业当千秋事业在办，注重诚信。张謇将企业集团命名“大生”（《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范旭东的化工产品命名，精盐曰“久大”、烧碱曰“永利”；食品业“冠生园”的创办人冼冠生的经营理念是“本心，本领，本钱”，要求“一切产品，卫生第一”，绝不容许用劣质或变质的原料做食品，偶有一批果酱出货后发现有发酵变质的现象，他自请处分，并率公司人员上门各店号致歉，包退包赔。

    办企业，除了个人胆识、智慧和管理才能，还需要什么？

    近代史专家侯宜杰所著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指出，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推动立宪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的商会网络，有了英式商会的自治与民主管理实践。1906的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法公会，会员中一半人有办企业的经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期为九年，郑观应随即上书，告诫朝廷“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可惜，让他不幸而言中了。

    民国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收缩，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权力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换言之，虽然天下不太平，兵荒马乱，但客观上经济自由反而比多一些。到了1928年，留过学的穆藕初任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长，有了机会推行他的“美式”商业理论。他相信世事百业“以法治为本”，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工商法规，其中包括《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

    后来，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偏心于支持官企，一些权贵借发展国家经济之名谋私利，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日渐逼仄。于是，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京政府争经济自由了。

    由此可见，那一代的企业家已经知道，一个企业要想发展，必须要争取一个有法治、有规范的社会环境。■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影响了打柴为生的山民的生计，他因此认识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荣氏兄弟在他们无锡的“劳工自治区”给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如一律免费医疗（除花柳病外，实行到1936年），带薪休假（服务一年者经主管同意休两周，满10年者可休3周）。

    刘鸿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而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让码头公司职员都学英语。

    民生公司的章程里规定，每年从盈利里提3.5%用于职工文化事业费，举办集体婚礼、集体旅游，兴建图书室、体育队、京剧话剧川剧队等。

    现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弃贫民的服务方式，他的口号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正是这样的经营理念使他的私营银行立住了脚，越做越大。■企业家办学

    陈嘉庚曾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这种理念，与科举时代对教育的重视是根本不同。现代企业家办教育是为企业、为国家培养有文化，懂科学技术，能在全球性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才，是为民富国强的总目标服务。

    对教育的重视不仅大言炎炎，而且不遗余力，办出了实绩的，不仅有进士出身的张謇、张元济，有“海归”范旭东、穆藕初（他说毕生最得意之教育事业，就是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等人。并非读书人出身的荣氏兄弟和自学成才的卢作孚也是非常钟情教育。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不仅办了民生小学，也办“中国西部研究院”，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不仅办实体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也非常重视全员的日常培训，开“朝会”，请各界名流来办讲座，办企业杂志《新世界》，力图创造一种新思想、新精神、新风尚。

    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有志企业家的一种风气。官商盛宣怀创建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命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买办转官商的郑观应，入民国后专心办教育。更早些，郑观应的香山同乡、也是买办出身的徐润，见英国出版商采用影印工艺来印刷图书，不仅字迹清晰，而且可以随意缩小放大，甚为先进，便从国外引进12台轮转印刷机，雇工人500名，1882年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陆续影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国学典籍，还出版发行了大量西学图书，彰阐新学，开启民智。

    现在很多人只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机场书店卖的多是厚黑学、公关术等渲染权谋、一夜暴富的速成教材。而卢作孚那样的大企业家却被我们遗忘了。回顾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史，重新了解和评价那一代中国企业家，不仅是还历史一个公道，更是价值观的矫正，也是社会发展路标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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