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救赎与追忆

——读苏童近作《河岸》

                                        文/李德平

读苏童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河岸》（《收获》2009年第2期），笔者仿佛走近遥远而雨季迷蒙的南方之城，感觉身体深处有一条奔突的河流在窃窃私语。这是一部诗意充沛的小说，穿过人生鸣蝉聒噪的夏天和飘满落叶的秋天，穿透历史诡谲莫测的长空，飞花逐水，余音袅袅。我似乎听到库文轩、库东亮、乔丽敏、江慧仙甚至傻子扁金们内心的守望、无助、孤独、寂寞与挣扎。河流是平静的，尤其是冬天的河流，像一个饱满深沉的少妇，包裹了夏天如花的心事，而内心的激情澎湃，伴随着逐食的游鱼起伏摇曳。

《河岸》这部长篇小说，有苏童往日小说的气息，少年追忆式的迷离青春、忧郁潮湿的水气氤氲以及对特定历史（“文革”）的铺展追问。我们没有必要溯源跟踪般牵强地给它贴上“先锋小说”或者“新历史小说”的标签。但生旦净丑，无论脸谱怎么描画，走下戏台，一切又回到现实生活的庸常凡俗。人类就香邓少香烈士英勇就义的棋亭边的棋子，走在“历史”与“命运”这张楚河汉界、充满变数的棋盘。这就是小说的迷人之处。

《河岸》是一部描写现实与历史、青春与成长的小说。小说讲述了“文革”时期，库文轩因其烈属的头衔遭到诸多质疑，便在被指有作风问题后被放逐到河上的向阳船队，儿子库东亮也因此受到屈辱的歧视。为了让离开河岸的父亲能够找回昔日革命家族的荣光，库文轩的儿子库东亮，把象征历史荣光的纪念碑背到了船上。在岸上治安小组人员等的讨伐声中，库文轩背负纪念碑投河自尽，库东亮从此也被“秋后算账”，禁止上岸，像一条鱼被流放到金雀河之上。苏童，这个河边长大的童姓苏州人，用诗意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库东亮的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通过第一人称“我”（库东亮）的叙述，展现了库文轩、江慧仙、乔丽敏等人在“文革”这个大时代旋涡中的荒诞命运。他们卑微与顽强，在历史的荒诞不经中柴米油烟、生机勃勃。库东亮这个来自油坊镇的少年，像一艘孤船漂泊在空旷、孤寂的时光的河流之上，顺水漂流，屈辱与抗争同在。

“一切都与我（库东亮）父亲有关。

“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里，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这是我父亲十三年前作出的选择，他选择河流，我就只好离开土地，没什么可抱怨的。向阳船队一年四季来往于金雀河上，所以，我和父亲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鱼类，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我们的世界是一条奔涌的河流，狭窄而绵长，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滴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河上十三年，我经常在船队泊岸的时候回到岸上，去做陆地的客人，可是众所周知，我父亲从岸上消失很久了，他以一种草率而固执的姿态，一步一步地逃离岸上的世界，他的逃逸相当成功，河流隐匿了父亲，也改变了父亲，十三年以后，我从父亲未老先衰的身体上发现了鱼类的某些特征。”

《河岸》扑面而来的真实感来自库东亮从岸上到河上十三年成长的痛苦感受，来自库文轩扑朔迷离的出身之谜和由此造成的家庭变迁，来自骄横跋扈的“小铁梅”（江慧仙）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所有的故事，在“我”（库东亮）的绵绵叙述中，娓娓道来。

《河岸》是一个充满惩罚与救赎的故事。河与岸是一组对立体，充满了象征意味。河上是质朴的向阳船队船民，他们由于政治等种种“不光彩”的原因被放逐到船上，而河流，就是拯救这些苦难群体的局促天堂或诺亚方舟；岸上，是势利的市民，他们不希望河上的船员越雷池一步，与船民保持着不恰当的距离。河与岸是一种象征，人的心灵在“河岸”上展开了莫测的交锋。河上与岸上是两个等级不同的世界，相对于岸上，河上是被社会不容或鄙视的贱民们的生活空间，所以船户们上岸多次遭到治安队员的围追堵截，库文轩被剥夺烈属资格后放逐自我拒绝上岸，库东亮追逐爱情的岸上历险屡遭横祸，先被人民理发馆（慧仙）拒之门外，最后又被傻子扁金禁止上岸。小说展示了在波谲云诡的时代（“文革”）中，人的生存困境。

小说中，库文轩由于政治原因被隔离后，“庙堂不要他”，他只能驮着据说是烈士母亲的纪念碑投河，“金雀河的河底收留了他”；叙述主体的“我”（库东亮）作为一个青春期少年，面对父母离异的家庭变故，在河与岸的分割线上体味着革命年代划分阶级与生活空间的残酷性，在精神上被放逐到孤寂的河流之中。依笔者看来，在这部小说中，存在两重“河”与“岸”的关系。一是“我”、库文轩、乔丽敏、江慧仙、向阳船队成员甚至傻子扁金，与岸上人们的对立关系。库文轩被油坊镇居民驱逐、乔丽敏随着烈属身份的消失而被人冷淡、库东亮与船民被岸上的治安小组监视、防范。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被人歧视、玩弄的卑微小人物，被放逐的命运一脉相承、殊途同归。在这里，他们都是“河”，与“岸”上的人们保持着敌对、仇视的距离。二是库文轩与乔丽敏，库文轩与库东亮、库东亮与扁金之间以及库东亮与江慧仙，他们彼此做着对方的“河”或者“岸”。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凡俗狗苟的日常生活血脉相联，或许更为直接犀利、刻骨铭心。尤其是库东亮与所暗恋的江慧仙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这种悲剧更令人叹息与深思。蒋韵在长篇小说《隐秘盛开》里说，潘红霞、拓女子是“爱的天才”，那么，《河岸》中的库东亮呢？他为追求“爱”牺牲了什么？奉献了什么？能换回读者的一捧同情泪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看不到暗恋那种蔓草蒙络的爱意，而看到的是灰色与变态。或许，这就是真实的人间。人间的悲剧。

“河”与“岸”之间存在着隔阂与距离，但也有维系它们之间的纽带“河岸”的存在，“河岸”这个彼此命运之间的交集缓减了他们内心的紧张、冲突与焦虑。自由来自岸上，河流意味着流放，儿子不断地在岸上寻求认同，只能意味着寻求家园和女性——母亲以及爱人。共同的屈辱与孤独，使他们的命运与“河岸”紧密相依。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沦为下民的库东亮在人民理发馆被打后，在工农街下意识中闪现出母亲乔丽敏的幻影，“回家。我想回家。可是我的家在哪儿呢？我身心交瘁，头脑却很清醒，我的家在向阳船队的驳船上，我在油坊镇上没有家了，上船十三年，我在岸上早就没有家了。”是“家”（河岸）让库东亮找到了记忆中人生的温暖与慰藉。正像作者所说，“其实船上生活无关放逐，也无关苦难，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船在河上走，人在岸上住，河流与岸都可成为人的乡土和家园，只不过它们戏剧化地成为一组参照物。与其说是象征，不如说我是在探索这组参照物的奥秘，因此，并不是那么悲伤，背后有一种乐观主义在支撑” 。在这里，“河”与“岸”水乳交融，亲为一家，让我们在阴霾的叙事中，看到暌违已久的人间温情。

是的，在《河岸》的叙事当中，依稀还有苏童小说中传统的苏氏意象和符号，弥漫着暴力、死亡的影子（尤其在小说下部）。但与他早期的《妻妾成群》、《米》以及 “枫杨树”系列等不同的是，《河岸》的叙述中温情的霞光余晖，照亮了人物晦暗的命运。孙喜明一家、德盛女人对库文轩、江慧仙的欣然接纳，它们像洒在冰凉河水上的灿烂阳光，让我们看到人间的温暖，人性的复杂卑微不掩其善良关爱，残酷的青春也有了温暖的抚慰。和父亲充满矛盾、对立的库东亮，为了告慰父亲，在与傻子扁金的血腥搏斗中毅然决然地拖回纪念碑，在故事的结尾，与父亲达成和解。甚至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库东亮）注视着那几个老汉其乐融融的样子，想起船舱里孤独的父亲，不由得百感交集。”

苏童说：“我对水有非常亲近的感觉，不是来自一种浪漫的文学想象。水跟我的生命有关，我父母早年居住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而我在苏州出生，家门口就是护城河。可以说，水或河流就是我文学上的‘乡土’。”少年时代关于水和青春的记忆，使苏童的小说带有了“自叙传”色彩。被苏童视为“文学乡土”的水，温婉而母性，在整部小说字里行间涌动。而苏童本人也更愿意把小说《河岸》定位为孤儿寻找母亲、家园、天堂、幸福的故事。

在《河岸》中，苏童依旧像余华、李锐、吕新等先锋小说家一样，保持着他们的“招牌动作”：诗化的语言和抒情的叙述语调。“走在黄昏的油坊镇上，仿佛看见自己的隐私像一盏盏路灯，慷慨地照耀着这个小镇，照亮了小镇人寂寞的生活。” “在一厘米的窗缝间，我看见了历史的金色光束，金色的历史降落在河面上，半个世纪之前的金雀河水向我奔涌而来，苍苍茫茫，我看见邓少香烈士遗留的竹编箩筐随波逐流，一个婴孩和一条鱼乘着箩筐随波逐流，我看见浩荡的河水淹没了婴孩，一条鱼跳出了箩筐。鱼。一条鱼。是一条鱼。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恐惧，那是历史的谜底吗？我父亲如果不是那个箩筐里的婴孩，是那条鱼吗？”

除此之外，《河岸》在艺术形式上也颇为讲究，小说用许多环形的短篇或中篇组成，每一个小节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这部小说“少年的视角、成长的主题、残酷的青春、历史的浮沉，像河岸一样难以言清”。这种写作手法本是苏童的看家绝活，现在又融入历史迷案等元素，综合了苏童小说的诸多元素，堪称是他近年来的扛鼎之作。

当然，《河岸》也有一些无法弥补的遗憾，如小说节奏的前松后紧，故事进展的前慢后快，用在江慧仙身上的笔墨浓淡不均，这些都伤害了这部小说。笔者认为，小说前半部分胜于后半部分。在前半部分中，我们看到小说作者慢条斯理的从容宁静，一切都是有条不紊、气定神闲、娓娓道来、游刃有余；而后半部分，虽然也有库东亮“回家”、“思念母亲”等缓冲，但是节奏明显加快，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显得行文过于急促，急不可耐。在小说的行文“安稳”方面，沈从文、汪曾祺等小说名家的作品堪成典范。

由于作者后半部分事的过于匆促，小说出现了几个不合理的硬伤，如库东亮与傻子扁金的“对手戏”。这里扁金的话语和行为方式，哪里还有“傻”的意味？从无操控吊机的库东亮移动纪念碑的情景也显然缺乏铺垫。而且，乔丽敏在小说中长久的“失踪”和江慧仙与库东亮之间“藕断丝连”的叙述也显得缺乏照应，结构上显得有点松散。尤其是乔丽敏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和库东亮和江慧仙人生轨迹“交集”过少，极大地损伤了小说的结构、故事的外延和悲剧精神的拓展。

另外要提的一点是，读《河岸》这部小说，老让笔者想起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贾平凹的《秦腔》。三者都有“傻子”出现，《尘埃落定》和《秦腔》以土司少爷、引生两个“傻子”作为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后者在下半部中，主人公库东亮可以说是为爱迷狂、精神失常，处于荒诞不经的幻觉之中，与傻子无异。采取“傻子”（或精神失常）叙事这种超常态、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和叙事角度，虽然增加了情节的离奇性和小说的可读性，但也失去了小说辐射大众人生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当代作家深思的问题。

2009年6月20日于听雨楼书斋

发表于《桃河》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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