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预警机制为何失灵?

发表于 2009-06-22 17:03:58

美国多维新闻社文章说，湖北石首群体事件的规模、民众与武警对抗的强度，都堪称惊心动魄；这验证了《2009中国本命年》一书中的预言：“2009年，将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面临困难最大、挑战最严峻的一年，也是社会风险因素增多，矛盾碰头叠加，治安形势复杂艰巨的一年。”

出版于2009年年初的《2009中国本命年》，介绍了维稳办、综治办、国安、国保、城管、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各种权力机构，织起天罗地网的内情，更揭示越是叠床架屋、越是铁壁合围，越导致对立、触发冲突。石首事件证明，该书不幸而言中：再花天文数字的财力，再添置世界领先的设备，再“一竿子插到底”，将全国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弄到北京受训，直接由中央领导人、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主管对他们耳提面命，再设计“天衣无缝”的维稳预警体系……终究还是防不胜防。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曾说：“我们将借鉴以往成功经验，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出的新挑战，迎难而上，科学部署，狠抓落实，著力维护社会治安与社会和谐稳定。”陈冀平在中国的维稳体系中是个要角，身兼多种重要职务：中央纪委委员、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兼综治办主任。他上述说法，是对2008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综治办主任会议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归纳，会议规划部署了2009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

那么，中国当局2009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是怎样的呢？

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革、涉法涉诉、部分军队退役人员等方面的信访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高校毕业生就业、医疗养老、环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务与管理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也在增多。一些偶发事件引起的直接利益和非直接利益冲突，容易形成社会热点问题，影响正常社会秩序。

陈冀平提醒，随著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社会心态日益复杂，一些人心理失衡，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潜滋暗长；少数群众维权意识强烈而法制观念淡薄，动辄采取过激行为。在过去的一年，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等地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些不法分子公然打砸抢烧县委和县政府甚至市委和市政府，无论是冲突的激烈程度还是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都是近几年来比较严重的。从深层原因分析，这既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交织的结果，也有工作不扎实、应对不当的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花甲之年，维稳的任务空前严峻。在2009年，如何遏制重大群体性事件多发之势，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警觉的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绑架、哄抢等“民转刑”案件可能更加突出，流动人口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和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可能更加突出，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向农村蔓延扩散的趋势可能更加突出。尤其是个人极端事件有可能进一步增多，治安问题的敏感性会进一步增强，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热点问题，甚至诱发其他矛盾和问题，控制社会治安局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决策者断定：在这种复杂情势下，“打击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前提条件”。其次，是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从源头上堵塞治安隐患，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来解决治安问题。陈冀平指出，整治打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光靠整治打击，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在加大突出治安问题和治安混乱地区排查整治力度的同时，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实行综合治理，构筑专群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

搞好防范，重在落实。最近几年，政府全面推行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建立多警联动的快速反应机制。大力倡导建立居委会、警务室、流动人口管理站、调委会、物业管理站“五位一体”的社区治安管理和警民联动工作机制，探索从下岗职工和低保对象中选聘人员组建巡逻队伍，加强了社区和街面治安防控，大大提高了一线防范能力。科技防范，重在推广。在城市，大力实施小区“亮”化，建治安岗亭，巡逻值更，安装防护栏、治安电子监控设施等“安居工程”；在农村，推进农村治安防范承包制、保安驻村制等做法，推广使用“警铃入户”等经济实用的物防和技防设施。

再有，以构建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多年来，各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会同有关部门，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民生为重、整合力量、方便群众的理念，广泛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职能部门配合、社会组织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体制，逐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协调运作的工作体系及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平台。许多乡镇、街道建立综治工作中心或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对矛盾纠纷采取“一站式”受理、“一条龙”调处，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服务特殊群体，完善了社会管理体系。

应对2009年严峻复杂的形势，当局最主要的一招是建立全方位、动态化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要求各级政权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工作方针。

当局下达的这套预警机制的要求，大体上可以做如下归纳。每一条要求都有很多潜台词，都可圈可点：

第一，针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继续以平安建设为载体，抓住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出问题进行排查整治，切实改变一些地区、部位治安混乱的局面。

第二，加大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专门的打击力量建设，坚决遏止严重刑事犯罪高发的势头。

第三，完善排查调处机制，提高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进一步推动建立各级综治委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和工作机构，充实工作人员，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大对民间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力度，预防和减少“民转刑”案件；强化排查工作，及时排查梳理涉及房市、股市、企业停工破产、农民工返乡等引发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和问题，抓早抓小，落实有效措施；加大信息汇总、形势研判力度，建立和完善信息反馈和预警机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放缓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工作。

第四，创新服务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例如，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解决好涉及民生的各种现实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促进他们改过自新、回归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第五，把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的经验运用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去，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将以县、区为单位，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县、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下大气力解决好防控布点、防控力量、防控措施、经费投入等问题，著力构建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完善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第六，积极引入社会化、职业化的组织、管理手段，加强平安志愿者队伍建设，拓宽经费筹集渠道，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专门机关指导监督的群防群治工作模式，致力提高对社会治安局势的控制力。

如上举措，可谓手段用尽、算无遗策，早就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大量民脂民膏被挥霍到这个方面，毫不吝惜。比如一个涉嫌盗窃美国专利技术的软件，居然可以动用4100多万公帑买下来，事前事后对纳税人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答。

但是，如此势力强大、举世无双的完美社会稳定预警机制，却一再失灵了。其原因究竟何在？值得中央到地方的为政者深思。

笔者以为，第一，针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继续以平安建设为载体，抓住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出问题进行排查整治，切实改变一些地区、部位治安混乱的局面；但从根本上来说，所谓平安的建设基础，在于社会的公平、公正；而社会不公的源头，在于体制的落后与腐败。一些地区、部位治安混乱的局面，是个别现象；但造成治安混乱局面成为普遍现象的是社会不公、政治暗箱操作、经济钱权勾结、文化专制颓废。第二，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等等，除了偶发性犯罪外，无一不有官权为后盾。任何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常态型的犯罪，最后都无不发现其背后的真正保护伞，是权倾当地的官员。而不抑制官权对犯罪的保护，所谓“加强专门的打击力量建设，坚决遏止严重刑事犯罪高发的势头”就成为贼喊捉贼的游戏。第三，完善排查调处机制、推动建立各级综治委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和工作机构、充实工作人员等等措施，无非就是建立一批新的官僚机构，除加重纳税人的财税负担外，没有其他任何用途。因为，社会不稳定的源头问题不解决，结果只能在全国各地时刻形成堰塞湖，这些所谓“完善”和“充实”只不过是湖坝上添加土石方而已，引发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并不因此减少或减弱；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依然如天河垂悬。第四，创新服务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把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的经验运用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去，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下大气力解决好防控布点、防控力量、防控措施、经费投入等问题，著力构建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完善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上述等等措施，看似有力有理，牢不可破，实际上标和本都无法治理。特别是将北京奥运会的短期成功方法用于长期社会治理，更为可笑。难道中国要永远开奥运会？难道纳税人的钱要永远都填塞“社会稳定”这个无法填满的窟窿？！与其中国永远开奥运会，还不如宣布戒严，全国实行军事管理比较省事。

事实上，社会稳定问题不在于严管，而在于开放。在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在法律至上和人民最大的原则下，在社会监督和言论自由的原则下，在民权决定官权的原则下，在信息公开和政治透明的原则下，社会稳定问题的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当局无论怎样地积极引入社会化、职业化的组织、管理手段，加强平安志愿者队伍建设，拓宽经费筹集渠道，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专门机关指导监督的群防群治工作模式，致力提高对社会治安局势的控制力，最后都将是劳民伤财的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