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建造者。建造者的精神，何止一个“能”字得了。看到乐山大佛，人们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是心灵手巧的人们，建造不出如此独特的大佛。如果答案真是心灵手巧，也是很不够的。大佛的建造毕竟前后经历了90年啊！想想这90年间，有多少人去了、多少人来了？他们不会有一个培训基地吧？假如有，肯定在教开山辟石的同时，还要教如何为人生、为信仰。哪些一心想着功名得禄的人们没法参与修建大佛，哪些三心二意的人们没法参与修建大佛，哪些投机取巧的人们的没法参与修建大佛，哪些耐不住寂寞的人们没法参与修建大佛，哪些只会说不会干的人们没法参与修建大佛，……。修建大佛的人们当是哪些有坚定信仰、有务实精神的人们，当是哪些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不争个人名位、不争个人功利……的人们。据载：当大佛修到肩部的时候，海通和尚就去世了。海通去世，工程一度中断。大约过了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捐赠俸金。记住，是俸金。不知哪个时候有没有“工资基本不动”的说法，有没有“收附加费就够了，凭什么捐自己的俸金”的说法？我想，章仇兼琼的境界要比我们所看到的倒下的省部级干部们的精神境界要高，高几十甚至成百、上千倍。有了章仇兼琼捐赚的俸金，海通的徒弟又开始领着工匠继续修造大佛。由于工程浩大，又处在一个佛教兴盛的时期，因而，朝廷下令赐麻盐税款，使工程进展迅速。当乐山大佛修到膝盖时，章仇兼琼迁任户部尚书，工程再次停工。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继续修建乐山大佛。又是捐赠自己的俸金，没有在百姓身上打歪主意。还有照现在某些人的逻辑，韦皋不会接这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大佛就不会在他的手里完工。后来，大佛的一些遭际，譬如在哪个“灭佛”的年代，能不能够幸免于难都很难说。这也是比发起者更可贵的精神，一种敢于把自己置于人后而不是人前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不会出现无数的半拉子工程、短命工程；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够造成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巨大的精神财富，就能够使弱者变强、强者更强；有了这种精神，就不会因为为富不仁、为富不义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和谐；有了这种精神，一个人的形象自然就会变得高大、挺拔，就不会“富不过三代”。

后说维护者。维护者的精神，何止一个“守”字得了。任何事物，如果没有新的时代内涵，没有新的解释和说明，就会被很快地遗忘。这就像梁启超说的，“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多的创新，全部演化成自己的了。佛教进入中国，弥勒佛造像的变化是很大的。第一阶段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交脚弥勒；第二个阶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勒：第三个阶段是布袋弥勒。乐山大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勒。照《弥勒下生经》所描述，弥勒佛像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就要求他的五官、头、手、脚、身都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特征。乐山大佛整个形体超凡脱俗，头上的发髻、阔大的双肩、高而长的眉毛，圆直的鼻孔都是按照佛教典籍的规定修建的，印度佛像的“宽肩细腰”在大佛身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壮实的双肩，饱满的胸脯。乐山大佛坐立的姿式是双脚自然下垂，这与印度佛像的“结跏趺式”也不一样，因为大佛是修来镇水的。据说，这种平稳、安定的坐式，可以带给行船的人们战胜激流险滩的勇气和决心。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乐山大佛作为文化产物，其内涵是因时因地而宜的，是按照现实需要来赋形的。正是因为乐山大佛一开始就不拘于原来的教旨、原来的形象，才能逃过“五代”时期“三武灭佛”的劫难。今天，作为佛教文化的象征意义还在，历史文化的探究更多。有了历史文化，就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了。所以说，善守，就是要找到恰如其分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不断地赋予新的价值、新的内涵，使之成为时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时代摒弃的东西。且据乐山市(县)志和有关野史记载，乐山大佛自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竣工以来，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规模较大的局部性维修始见于近代，先后有6次。有2次变动比较大，2001年这次，据载是“修旧如旧”，还动用了不少高科技手段，而“旧”已不见，“修”实新也！抱残守缺肯定是行不通的。新是必然，停留就意味倒退，还是与日俱增、与时俱进吧。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很难的，当人们一无所有时，容易吸纳甚至改变，而一旦拥有之后，就不容易放弃，更不用说改变了！！！而没有新，何来吸引力，何来创造力呢？

以上三点，就是我所理解的乐山大佛的精神遗产。对此，还没有人提过，而我所据，又是个人的感悟，就当一般意义的说说，实不能太认真、太计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