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的中環鬧市街頭，總會圍聚很多外傭。她們在地上攤些報紙坐下，嘗嘗各人親手準備的家鄉小點心，再幫同伴梳個頭化個妝，一起打牌聊女孩家的心事。碰上遊行的時候，他們就會跟隨自己的組織參與其中，對於維護自己權利的事一點也不馬虎。路過的本地人早已習慣了這一幕，像是與他們有默契般，特意走遠一些，說是「互不幹擾」，但總有些「被占據」後不悅的情緒被收斂了；而碰巧來到此地的遊客，倒像是發現了新景點，只需用一個微笑，便可以把她們的美存到相機裏。

當天漸漸暗下來，她們就會收拾東西各自散去。除了週日，這裏都不屬於她們，人流車流很容易吹散彌漫在空氣中的咖喱味和廉價香水味。中環仍舊是中環，最多精英、白領遊走的地方，高跟鞋和筆挺西裝，把身份和階層區分的明明白白。

顧玉玲說，在台北，也有這樣一條街：中山北路三段。原本是熱鬧的婚紗街，到了周日，便儼然成了「菲律賓城」。熱鬧依舊，但「像罩在透明隔音筒內，與外界對視卻不對話。異鄉。」

母親生平第一次去台北，和父親在中山北路圓山動物園的照片，是顧玉玲對於這條街道最早的記憶。多年以後，她所服務的台北國際勞工協會（TIWA）租屋搬進了中三北路三段，雖然園去樓空，拔地而起的高樓聚集了大量的國際資本和現代化，可路兩旁參天的大樹依然楓香綠蔭，像是歷史說書人的補白，一口氣就跨越兩代移民長達數十年的距離。

受到戒嚴前後左翼思潮啟蒙，九零年還在就讀輔仁大學英語系四年級的她參與了野百合運動，並成了學運的校際代表。台灣工運前輩鄭村祺曾激勵她：「你也只是二等人。」鄭村祺說，學運世代的一流人都很精，不是往政界、就是往學術界發展。他們之於社會運動，像是「沾醬油」。在競逐遊戲中積累能耐讓自己成為條件更好的人，以利於繼續往上爬。哪像顧玉玲他們，全身投入，混了幾十年，先自我改造，扔掉驕傲，「進入一個不斷下降的社會位置，」長期蹲下來，再把力氣花在那些比她們更弱的人身上，和體制對抗、和精英對抗，「歧路找路走。」而顧玉玲想要的，就是「底層驚心動魄的故事被看見；一面打仗一面記錄，希望這些人不會消失在歷史的空白處。」 

顧玉玲寫《我們》的一個動力，有些「功利」。臺北文學獎四十萬的獎金，足以繳納TIWA位於中三北路三段的那個辦公室兩年的房租。只有三百呎的辦公室，卻是「我們」的家。聊天、上網、開會，甚至練舞，前來咨詢、求助的外勞們總是來去匆匆，但也會有固定的十來個人，平日裏天天為主人家煮飯，週日就來這裏煮自己想吃的東西。前不久還有學校組織來參觀，外勞們第一次在台灣當主人，向台灣人介紹自己的空間。 

「所有的夢想都排列在償清負債的後面。」昂貴的仲介費，讓背井離鄉來到台灣的外勞們，頭一年基本都在還債，第二年開始才慢慢能存到一點錢。放下一千種「回去以後」的夢想，輾轉來到的文明之地，舉手投足間都在劃一條線，把我們和他們隔開，那般苦難為了什麼呢？也許只是應了沈從文的那句話：盡管向一個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我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得更合理一點還是更糟糕一點？ 

如今，距離《我們》一書的出版，已經半年多了。「物換星移，真實人生流轉的速度、去向都遠在我們的預期之外。」七月來港參加香港書展，對顧玉玲來說，很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與「她們」見面。《我們》中的兩位主角麗亞和米林塔，現在就在香港做幫傭。她們能按時拿到合理的薪水了嗎？還會像在台灣那樣日夜膽戰心驚嗎？《我們》一書正由工運友伴邱依虹進行中文英譯的繁複工作，顧玉玲也很期待書中人能夠「直接閱讀」。當她在臺上做名為《我在場─置身其中的邊緣書寫》的演講時，麗亞和米林塔或許就在我們身邊，鼓掌微笑呢。 

顧玉玲寫《我們》的時候，就是把自己狠狠地丟進其中，和國際移工們綁在一起。二十年的工運活動，她只是代筆寫下了和夥伴們的堅持，宛如流經眼前的歷史長河中的一瓢流水，清澈地照映出現實：「改變很緩慢，但是在前進」。其實，我們和她們之間沒有區別，「不一樣的是眼光，我們同時目睹馬路兩旁，眾多腳步來來往往。如果忘掉不同路向，我會答復你，人類雙腳所踏，都是故鄉。」

顧玉玲

1967年出生於嘉義市，18歲移居臺北，至今。解嚴前後受左翼思潮啟蒙、台灣社運滋養，輔大英文系畢業後全職投身工人運動，至今。目前擔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就讀於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曾獲時報文學獎、懷恩文學獎、臺北文學年金。著有「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印刻），獲中國時報2008年開卷十大好書、亞洲週刊2008年中文十大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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