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倒台之后，他用手帕抹汗的一张照片立即被各媒体纷纷转载。在此之前，他所公布的照片无一不符合“高大全”的标准，或踌躇满志，或意气风发。
    许宗衡贵为一市之长的时候，媒体喜欢用异于常人的形象来彰显他的高高在上和与众不同。许宗衡倒掉之后，媒体就挑一些丑陋的、狼狈的、窘态百出的照片来对他进行百般羞辱。
    高官们权力在握时，个个是神，那时媒体是趴伏在高官脚边的叭儿狗，连拍照片时的镜头都是仰视的。可高官一旦失势，媒体便立马翻身做了主人，而此时的高官则成了被他们反复痛打的“落水狗”。

    关于文革时一些所谓揭秘的历史，大多是控诉“四人帮”等人工作上的独断专横或日常生活的腐化堕落，这些历史的讲述者多半是一些当年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四人帮”的罪恶有目共睹，但我想追问这些历史的讲述者，他们既然很早就对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感到深恶痛绝，那么他们当初的良知和勇气在哪里？他 们如今一再对这些已经过世的罪人进行鞭尸是想获得一种什么样的快意与满足？他们现在敢于揭露更高权力者曾经的错误吗？

    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前来采访的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逯军事件被抖露出来之后，各媒体蜂拥而上，一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这其实是媒体面对威权体制的一次集体突围。借逯军之口，媒体向威权体制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媒体究竟该替谁说话？
    我觉得无论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都是空洞而虚幻的话语，是一种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字游戏。理论上来说，党和老百姓是不分你我的。所以，媒体究竟应该替党说话还是应该为民请命，归根结底是一个伪命题。
    我觉得媒体应该脱离威权的管制，脱离替谁说话的桎梏，恢复自己的使命，真正担当起客观与公正的角色，成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守护神。
    面对威权体制，媒体若选择突围而不是屈从？需要勇气，更需要“逯军事件”这样的机遇。

    二十九岁，官至市长，因为是在中国，所以很多人都在质疑他的政治背景。
    官场里的是是非非，我不懂，所以不多谈，但我在网上看了这个“八零后”大官的一些照片，忍不住感叹：中国官场里的酱缸文化确实非同一般。
    原本以为“八零后”的官员，应该以一种锐气逼人的清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应该与我们平日里看到的那种喜欢指手划脚、道貌岸然的官僚有所不同，但我大失所望。
    眼前的小伙子看起来已经非常老辣，举手投足，官态十足。冒雨视察、喜欢背着手、指着一片麦田就开始说农业建设、对着一片高楼大厦就大谈城市规划、身边总是随时随地跟着一帮俯首听命的随从（或者叫奴仆）……
    前途无量，前途无量！

    因为一篇写教育改革的博文，重庆某高校的一个学生加我为好友。
    他很好奇：怎么这么尖锐的文章也能发表？
    他想把文章转贴到自己的QQ空间，却总是不能成功。我告诉他，QQ空间有一种傻瓜机械式的审核方式，只要是带有敏感词语的文章，一律格杀勿论。
    小伙子很担忧我的生命安全，他说你这样写东西，就不怕有人来抓你么？我说我一不诽谤，二不卖国。没有抓我的理由，我也没有被抓的资格。
    小伙子说，现在网上监控很严格，我们这样QQ聊天就完全有可能被人全程盯梢。
    我想起和朋友聊天时，他说起现在的手机也是一种新的监控工具，只要你不拔掉电池，无论是开机还是关机状态，都属于可以被监控的对象。
    小伙子的顾虑和我朋友的猜测，我都不能肯定其真实性，但我相信，他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绝对都是真实的。
    一个国家如果让他的国民始终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我不知道她是应该感觉到荣耀还是应该感觉到羞耻。

    首都某卫视因为拙著《我们的1950年代》，特意邀请我去接受一个为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纪录片的采访。
    网络上沟通时，我被告知，关于1950年代，只能讲成果，讲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计划”，1957年以后的事就不要再提。
    但我有一个疑问，1957年“反右扩大化”使很多人受了迫害，而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也决非危言耸听，此后接踵而至的“三年大饥荒”更是使很多 人失去了生命。难道为了证明一个国家的伟大就应该漠视那些普通个体所曾经遭受的苦难？为了证明一个年代的光荣就应该规避那些犯下错误的年份而将真实的历史 切割得支离破碎？
    我无意去菲薄建国之初那种欣欣向荣的社会大环境，当初美编在设计《我们的1950年代》的封面时，我就要求用一块蓝作为背景色，因为蓝色象征着希望，寓意 着规划美好蓝图。我觉得承认1950年代曾经的错误亵渎不了“一五计划”时的豪情壮志，正如同当年再辉煌的成就也掩盖不了后面越来越“左倾”的错误。
    同情某些媒体，被人掐着脖子，还要被逼着高唱赞美诗。
    如果我能成行，接受这个卫视的采访，我会向编导提个小小的要求，和大家一起唱完赞美诗之后，我要戴个口罩，独自面对镜头默哀三分钟。

    我一直认为，在这个社会能真正做到法治之前，也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现实之前，不要奢谈任何民主。
    我现在又觉得，如果不去除弥漫在我们这个社会各个角落的封建专制主义，如果威权体制总是严重干扰媒体的客观公正并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法治也将是一句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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