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是幸运的，在国内强大的舆论支持和关注下，终于被“免于”刑责，重获自由。周森峰无疑也是幸运的，在文凭如纸、侯门似海的今天，走出大学校门刚刚五年的他竟以29岁的“幼龄”全票当选了“中国最年轻的市长”。

然而，他们的幸运却总让人有那么一点“心神不宁”。

邓玉娇案的一审宣判，除了邓的“重获自由”之外，从证据到推论几乎没有一处是可以让人感到安心的：特殊服务变成了陪浴、推倒变成了推坐、修脚刀也变成了水果刀，而且还陡然加进来几个目击证人，场面顿时温馨和谐了不少，最关键的，邓玉娇最终还是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患者，翻译过来，邓案的剧情就可以这么概括：邓贵大酒后耍流氓，邓玉娇精神病发作，蓄意杀人，罪名成立，鉴于玉娇乃一神经病，遂免刑责。法官的官心向背和能指所指一目了然。邓贵大的犯浑是工作所迫、酒精犯错，不具普遍性和代表性，更不能上纲上线，个案化的处理无非是在强烈暗示着“主流还是好的”这个不可动摇的真理。而邓玉娇的重获自由呢？却是用承认（至少是默认）自己是精神病人、牺牲大量的社会成本和投入巨大的舆情关注换来的，这种结果更是不具备任何案例价值和复制参考的可能。试问，如果没有网媒体在第一时间对事件的报道，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尤其是网民的持续关注，邓玉娇还会如此幸运吗？而对于上述的这两个条件，在一个政府可以随时都可以出手四千万买下一个涉嫌盗版他国技术的“驴爸”软件的社会里，是可以被轻易取消的。

自从周森峰这个“中国最年轻的市长”横空出世以来，媒体和网民就迅速像对待贪官和道德犯一样对其身世、配偶、文凭和政绩等等展开了地毯式的人“肉搜索”。这个现象是十分让人费解的。实现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和年轻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执政者长期以来所宣传的口号，更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和吁求。然而，当一个三代庶民（至少主流媒体是这个意思）的清华大学硕士级年青市长应运而生的时候，为什么民众所表达出来的反倒还是疑虑和不安呢？而且尽管湖北官方一再出来辟谣，尽管“人肉搜索”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此次周森峰的破格提拔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蛛丝马迹，但舆论和民众还是显得那么不依不饶、情绪不稳定呢？

我想，情绪不稳定的群众中大概会有这么一些人吧：首先是宜城百姓，毋庸置疑，大家都是期盼着自己的父母官能够变得更加年轻、更加有活力有干劲的，但是在一个官员的产生不需要经过群众参与和监督（更别谈选举）的体制下，“年轻”往往又会变成“不可靠、不可信”的代名词，甚至变成造成今天这种人人喊着干部年轻化、人人又不愿意自己的领导年轻化的吊诡局面的主因，于是大家又慢慢在“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还是来个成熟稳重一点的吧”上形成了新共识。其次是非宜城的百姓，人同此心嘛，湖北去了一个周森峰，咱们这里会不会来一个李森峰、王森峰呢？还是免了吧！再次是周森峰的同侪，那些没有背景却拥有较高学历和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周森峰的脱颖而出无疑给了中国的平民青年知识分子一丝希望，然而更多的还是迷茫和纠结，因为大家很快就可以通过常识嗅出蕴藏在周森峰事件中不同寻常的味道，尽管只是一种猜测、一种直觉（或许永远都会停留在猜测和直觉上），但这种情绪足以使大多数人心里那股被周森峰挑逗起来的淫欲迅速膨胀又迅速泄光，转而变成一种更悲观的、“我们这一代又没有希望了”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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