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副助理國務卿、曾在克林頓任內負責中國事務的加州大學政治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 21日在台灣指出：過去一年，尤其是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大陸方面加強了對台灣的正面措施，這是美國所期盼已久的。她個人為此感到非常“非常受鼓舞”，並稱此局勢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除了使美國可以避免被拖進可能的軍事競賽、也能使美國有機會在其他議題上，和海峽兩岸建立建設性的關係。她還指出，大陸領導人也意識到了：台灣對兩岸關係的態度，是受台灣的內部政治所主導的；而這取決於台灣人民是否覺得，自己在兩岸關係中能夠獲益。

 

謝淑麗此行是應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之邀訪問台灣，她於去年發表的作品《中國：脆弱的強權》也獲得陸、美、台各地的廣泛關注與討論。

 

她在6月19日覲見了台灣領導人馬英九，並與馬英九就兩岸關係的發展交換意見。在與馬英九會面的過程中，馬英九表示，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間的貿易關係和投資金額其實是歷年最高的；但兩岸的政治關係卻趕不上經濟關係的腳步。台灣新政府上任後，主要是將過去不平衡的關係加以整理，彌補過去八年的不足。

 

謝淑麗則認為，過去一年來，台灣針對兩岸關係的政策相當務實，“兩岸關係的進展，可以說是過去一年世界局勢最新、最精采的故事之一”。

 

在21日的演說中，謝淑麗在回答我的相關問題時表示，她十分欽仰馬英九，並認為他能夠直面台灣內部的挑戰，告訴公眾這些兩岸政策的新措施，實際上對台灣人民有利。謝淑麗提及此行訪台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馬英九和大陸之間走的是不是太快了？這樣台灣會不會有危險？”

 

謝淑麗認為，即便大陸在經濟上、國際政治上的角色十分巨大、且正在上升；但台灣的民主體系，可以保障台灣在兩岸關係中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一旦人民發現這些措施對他們並不那麼有利時，他們可以用選票換上一個新的領導人”，“而大陸也知道這一點。”因此，大陸方面即以相當迅速的作為去幫助馬英九，除了在困難形勢中給予台灣實際的經濟利益，也使台灣獲得參與國際的機會，讓它能得到應享有的尊重。

 

謝淑麗指出，我們此刻相當幸運，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取得了雙向、活躍的正面進展。“由於內政的因素，要開啟這些事情並不那麼容易；而一旦開啟了，它為雙方帶來的利益，將可以維持這個腳步的動能。”

 

 

此外，謝淑麗還稱許國台辦主任王毅上任一年以來，表現出對台措施的種種積極和彈性作為。在回憶這位她的中國“老對手”時，謝淑麗沒忘記王毅在80、90年代於中國大陸亞太外交政策裡發揮的角色，更著重向聽眾們介紹：正是他與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靖國神社參拜問題達成了協議。謝淑麗告訴台下的台灣聽眾們：王毅是一個真正的“deal maker”。

 

她還歸結自己的觀察稱，大陸人民在台灣問題上的民族主義情緒事實上並不如想像中的強烈、也不若印象中的那樣關注；謝淑麗稱，大陸人民反而更關注政府對日本的作為。不過，她認為“大陸人民並不那麼關注台灣問題”的看法，在問答階段時則受到來自一位聽眾的反駁。

 

謝淑麗21日在台湾大學的演說，是以“美中關係－來自國內政治因素的挑戰”為題。謝淑麗並以全球經濟危機、氣候變遷、以及西藏和台灣問題等為例，說明來自中美兩國的內部因素，如何影響雙邊的外交關係和決策。

 

她認為，中美兩國都具有一些類似的特徵：包括有廣袤的領土、龐大的市場、相當大的國際影響力，且自認己身富有相當的歷史獨特性、國際準則不必然適用於我們。

 

然而，在多極體系中強調中國的角色，似乎就會和美國地位的下降聯想在一起。這種疑慮，在權力交替時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她憶及，近來一位相當資深、且多年致力於中美關係的中國外交官對她說，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正在衰落。她對此表述感到相當震驚，“但這種觀點在中國可能很普遍”。

 

她認為，由於冷戰以來在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分屬不同陣營結構性背景，以及因而滋生的相互懷疑和畏懼；加上軍工複合體和內部利益團體的遊説、以及喜於渲染突出雙方衝突曾面的媒體，都使得雙方分別成為彼此國內的政治議題。尤其在美國的政治動員當中，“反中”議題常被政客在選舉中操作和利用。目前美國國會和行政權都掌握在同一政黨手上的政治格局，使情況較克林頓任內更易於掌握一些；“但國會議員的政治利益，不必然和總統相同，即便他們屬於同一政黨。”

 

至於在中國，謝淑麗認為，自1989年以來，以維持執政權為首要之務的中國共產黨，同樣也能藉由強調外在威脅的存在而得利。

 

謝淑麗說，“中美兩國的領導人都想要讓自己像政治家般地思考問題，他們都體認到在如此的重要關係上‘玩政治’的成本”，也都想避免類似冷戰或軍事上的衝突，並善用兩國合作的潛力去處理諸如朝核危機等國際問題。

 

“但事實是，他們同時也是政客”，並稱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必須知道如何進退取捨，在合作中取得必要的妥協。

 

謝淑麗提出，這場經濟危機當中的一個主要影響是：讓雙方的人民知道彼此是多麼地互相依賴。她並一再強調中國方面在處理對美關係上的謹慎，包括避免加入、或形成任何類似意欲balance美國的聯盟。謝淑麗回憶97年間，俄羅斯積極鼓吹中國和俄國聯合起來，對抗美國意欲在日本與韓國部署的戰略導彈體系—“但中國人對俄羅斯懷疑很深”。她又以近來在俄羅斯舉行的首次“金磚四國”領袖高峰會為例，稱從中方領導人的表現來看，可以察覺出中國是多麼謹慎地再拿捏尺度。

 

謝淑麗說“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中國多麼仰賴美國的市場、以及能促進本地經濟成長的美國投資。”而中美之間的任何衝突，都將影響中國在經濟上的成長，進而導致高失業率所可能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相對而言，美國的公眾過去好像不像中國那樣，意識到對方對自己有多麼重要。但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對中國產生了一種新的依賴感”，因為美國需要中國繼續購買美國的債券。“從前美國政客只要批評中國，幾乎不用負擔任何成本，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分。但情況變了，批評中國不再不需要付代價了。”謝淑麗並稱，這種對中國重要性的新認識，將會改變美國國內對中國議題辯論的本質。

 

 

謝淑麗還表示，近來包括溫家寶總理對美元走勢可能趨弱的憂慮，以及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關於應以IMF特別提款權取代美元儲備的倡議，能夠滿足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且能夠使中國的金融官員，緩解民間近年來關於對外投資失誤的種種攻訐。

 

此外，謝淑麗說“我揣測，在周小川的心目中，這也是刺激中國國內金融體系改革的好方法。”就如同當年透過加入WTO，對國內利益團體施壓、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一樣；討論人民幣的國際化、推進更加開放的資本內容以及可自由兌換的貨幣，亦能推進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而對美國而言，中國討論美元以外的選項，確實讓美國感到緊張；彷彿中國對美國的借款是有條件的(conditional )，且立基於我們健全的經濟政策上。這種認識，將有助於緩和美國國內在危機中難以避免的保護主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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