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进到渐进：中国五次政治大跃进

    自1840年西方挟坚船利炮之威强行侵入中国以来，民族存亡日益成为中国迫切的挑战。尤其是1895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西方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末，由于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其他西方国家也都跃跃欲试。在这种情况下，自信心丧失迨尽的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尽快挽救衰败的命运，几乎到了不择手段，饥不择食的地步。激进成为主流，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忽左忽右的政治大跃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自然有其规律，这些大跃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以全民族更深的悲剧而收场。直到1989年后，激进式思维方告终结，渐进式成为主流，中国也在随后的二十年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重新复兴的曙光。
    中国的第一波大跃进始自戊戌变法。现在史学界都把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于袁世凯的背叛和以慈禧为核心保守派的反对。但真正原因则是激进式的变法完全超越了中国国情，就是没有保守派的反对，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命运，而且造成的混乱和代价将更为巨大。戊戌变法的核心是缺少政治经验和实权的光绪皇帝。而另两个核心康有为和梁启超更是没有任何实际从政经验，都是空有理想的书生论道。在短短的一百多天里，就启动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全方位的改革。妄图一夜之间将中国脱胎换骨(就是以今天的条件,我们仅仅做一件事,如废除高考都是无法想象的,更何况哪个时候就不仅要废除科举制,还要新闻自由)。在一个有着五千年传统的中国，用鲁迅的话讲就是“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国家”，这样的做法简直就是自杀和自我毁灭。这根本不是勇气，而是无知无畏，是在无知中把国家、民族当儿戏，其失败不但无可避免而且毫不足惜。但其后果之一却是将清政府内甚至温和的改革派也损耗迨尽，等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大跃进出现时，清政府内部已无力阻挡。
    变法失败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继续深入，民族生死存亡危机日益加深。民族矛盾上升到各种矛盾的首位。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于是变法方向的大跃进失败之后，清政府又选择了相反方向的大跃进：支持义和团，排斥所有西方的文明，向西方所有国家宣战。以期待将西方势力全部赶出中国，达到救亡的目的。这一次的大跃进自然在现实面前撞了个头破血流，国家也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已无任何还手之力了，任人欺凌和宰割。只不过由于西方各国的矛盾，才勉强维持住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苟延残喘。然而，仅仅十二年之后，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大跃进在中国上演，其造成的后果远甚于前两次。如果说清政府还能勉强维持主一个国家的主权，能够保留住对西藏和蒙古的控制权，这一次大跃进后，中国的国运便沦为南北朝大分裂之后的最低谷。这就是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国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于是乎中国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政治制度最为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拥有全球最先进政治制度的国家。而这一步是由长年生活在西方美国、并无实际经验的孙中山来完成的。西方对孙中山的影响从一件小事可见一斑：他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归功于上帝“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助”。然而，这场大跃进仅仅不到一年，民国元老章太炎已公开提出“共和亡国论”。随后上演的就是政治暗杀、二次革命、袁世凯帝制、护法运运、清朝复辟、军阀混战、外蒙独立、西藏宣布独立（未被世界承认）、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内战、外敌全面入侵。最后由国民党建立的仍然是主张“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国民政府。等到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团的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时，中国人均寿命不到三十五岁，几千年来无论衰落到什么程度都一直领先印度的中国也居然第一次落后于印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仅仅过了九年，沉淀于中国全民骨髓的激进主义、也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第四次大跃进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提出迅速赶英超美，妄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在这种激进的狂热中，许多荒诞不经的诸如“亩产百万斤”的现实比比皆是，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灾难：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国家一片凋敝。
    1978年，一百多年来多灾多难、付出极其惨重代价的中国终于第一次接近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十年间取得了全面成效。中国百年国力下降的命运开始逆转。然而，就在这时，肇始于戊戌变法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的激进主义这个幽灵再次在中国出现。这就是导致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唯一一次停顿的89事件。且不说诞生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适合中国，89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几百美元，与世界公认的民主门槛五千美元相差甚远。无论左、右除了知道“民主”这个词语外，民主为何实是一无所知。但就在这个条件下，却制造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主泡沫。后来，这些制造出最大民主泡沫的群体来到民主、自由的西方后，在二十年间却上演了独断专横、内斗分裂、互相攻讧、贪污腐化、私生活阴暗的一幕，算是给这场民主泡沫的命运做了最好的注脚。但是这场激进幽灵造成的后果却极为严重：改革停滞三年之久，西方也再次有借口对中国进行干预（自1840年以来，西方哪次没有借口？先是鸦片贸易权、后是传教士被杀，再是使馆人员被杀，现在又变成人权了，无不冠冕堂皇）。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唯一正确的道路，哪么唯一能够打断这个道路的就是出现在89年的激进主义。
    1992年，中国终于重新回到改革的轨道中，尤其不同的是，历经五次大跃进、激进主义的灾难之后，渐进主义成为中国主流认同。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终于越来越快的接近完成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历史使命。当然，在这五波大跃进之后，仍然有不少余蕴。如体制内自由派李慎之1999年就提出“中国政改的条件不仅成熟了，而且是烂熟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部分自由派又提出所谓的“08宪章”。然而，已经在同一条河流跌倒过五次的中国人民还会让历史重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