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因许宗衡双规引发官场地震，因与今年两会后深圳推行“深圳综改总体方案”时间相距之近，一度被外界解读为许宗衡步原市长于幼军后尘，在政治改革方面惹怒中央。在许的问题未公布于垄之时，广东省府以文件形式，支持深圳“行政三分制」，颇有澄清意味。

据透露，广东已推出一项红头文件，明确支持“行政三分制”试验。不排除以“深圳综改”为蓝本，施行大部门改革，试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制约的政府架构。此次改革以省编制办公室领军，选择深圳试点，试推行效果决定是否进一步在珠三角其他城市推行。2003年，于幼军主政深圳时，试图推行“行政三分制”，尽管其内容与西方行政三分制度有区别，但从酝酿之初，立即引起一些反弹，最终不了了之。为了此次酝酿中的红头文件，一个档案名称都有忌惮，各方面颇费脑筋。

媒体称，6月初，许宗衡被中纪委“双规”后。在深圳民间除批评其主政期间弊病之外，亦有言论将许与改革派挂钩，传为“推行政改”的牺牲品。对于此种言论，京粤高层一方面担心拘许被引申为政治权斗，另一方面担心被解读为保守派左右大局，与民间社会改革呼声向左，引发更多社会问题。此次由广东省推出文件支持“三分制”，乃有意消除许的改革派印记。消息人士透露，对于许之为人，京暗查已久，许实为欺上瞒下的利益观望者，对于推动改革无甚作为。许欺骗北京的大胆之举，就有传其为商界利益，竟擅改规划中的北京驻港某部深圳用地，将地块炒卖给发展商。另有为南山区某发展商占用绿化用地盖别墅，擅改容积率等诸多问题。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要求深圳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协调权力运行机制，探索大社会小政府之路，此次因有中央支持，深圳试水阻力比6年前大减。据悉，深圳改革实施细节仍是高度机密，连有的深圳市委常委都不知道，可能于近期出台一个3年实施方案。

《京华时报》报道，随着《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对外发布，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地之后，深圳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如愿加冕“新特区 ”。与浦东和滨海有所区别的是，深圳的综合配套改革突破口，侧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系6年前中编办在此搞的“行政三分制”试点，中央对于这个屡创神奇的年轻城市，显然有着更多期待。

该方案对外发布次日，《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谈及这份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改革方案，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该方案主笔蒙敬杭和多名观察人士不约而同用到一个比喻：这是一把尚方宝剑，拿着它，有太多创新工作可以做。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改革路上的障碍，也许能够更容易化解；以前做不了的一些事，现在也许有条件做了。比如首当其冲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要求“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一表述被普遍认为与2003年深圳试图推行的“行政三分制”有着一致的精神内核。只不过，6年前的改革动议在高调宣布后再无下文，相关改革黯然终场。

作为彼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参与者，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介绍，在此之前，深圳曾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历次改革没能走出两个怪圈：一是权力一收即死、一放就乱；二是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在这位学者看来，过去的改革侧重机构和人员调整，没有考虑怎么给政府的事务做减法。新的改革思路就是要把这些事务尽量剥离出去，政府管得少了，机构精简、政府职能转变均可自然实现。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亦表示，虽然深圳一直在探讨“大社会小政府”的模式，在建立特区的最初10年里连人大、政协两套班子都没有设置，但相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深圳市政府仍然是一个“大政府”，管的事情太多。“香港城市规模和深圳差不多，连副特首都没有，管得好好的。深圳九个副市长，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这样的对比让乐正很是感叹。

2001年，马敬仁接受深圳市委市政府委托，以他和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卞苏薇为首，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他们首先进行了大量调研分析，看看深圳市政府都有哪些公共事务，然后按照大行业、大系统的原则，将这些公共事务划分为若干“职能块”，在此基础上对政府部门进行重新定位和排列组合。2003年1月，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在会上宣布，深圳即将成为中国惟一进行“行政三分制”试点的城市。于幼军这样解释这一全新的政府架构：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

在马敬仁和卞苏薇牵头的专家小组之外，深圳市政府当年还从政策研究室、发改局等单位抽调人手，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作为学者，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但当这个方案交到政府部门的课题小组进行讨论时，开始遇到种种困难。首先是国家体制环境存在诸多掣肘，政府机构改革需要上级授权，地方政府作为空间不大，大部门大到什么程度？机构如何撤并？都不是深圳自己说了算的。乐正同样深知政府机构改革之敏感艰难，他举例说，早在1994年，深圳就曾试图将市委组织部和市政府的人事局、劳动局合并，成立人力资源局，方案都做出来了，但未获上级批准。此外，很多政府执行部门的职能应该剥离出去，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去做。但是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区自治能力不强，很多公共事务无法剥离。马敬仁说，按照理想的设计方案，决策部门数量不宜太多，可是很多部门并不到一起来，“有的主管领导直接就说，我这三个部门不能动，你能怎么办？”由于设计方案中决策部门级别较高，讨论过程中，决策部门的数量越协商越多。

讨论的结果与最初的设计方案渐行渐远，改革动议就此陷入6年沉寂。不过马敬仁称改革从未“流产”，探索一直未曾停止。另一方面，深圳也一直在为改革做着准备工作，探索基层民主自治、培育非政府组织、搞综合执法等等，“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2005年的事权改革，把市政府有关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都交给区政府，区政府能交的，都交给街道和社区。”

但改革的敏感和复杂仍然不言而喻，总体方案发布后，众多媒体记者前往深圳，试图就这一“深水区”的改革做点文章，除几名专家乐于配合，政府部门鲜有官员接受采访。“你现在找谁都不会跟你说，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改到自己头上来。”一名内部人士告诉媒体记者。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如何实施？对于这一外界关注度最高的话题，有官员称，“这是高度机密，连有的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但说具体方案一旦公布，“就会在两个月内迅速完成”，言辞间似乎暗含快刀斩乱麻之意。

而近日，香港《大公报》报道说，内地东部沿海地区一批重点大城市近期进行了书记、市长大调整，涉及五个计划单列市中的三个即深圳、大连、厦门，两个最重要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以及重点省会城市福州和公认的政经两旺的发达城市苏州。凸显出东北振兴、环渤海、长三角、海西、珠三角等诸多改革发展概念。一批知名的改革领军人物履新上位。

此轮调整从5月中旬至6月中旬的一个月内进行，涉及到东部最重要的一批改革开放桥头堡城市。中国仅有的五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中，有三个更换了市委书记。按照规定，计划单列市实际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在财政收支、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等方面均直接与中央挂钩，而无须通过省级政府。

其中，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张成寅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长夏德仁接任市委书记，辽宁省副省长李万才出任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于伟国出任厦门市委书记。而江苏省委常委兼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则于日前南下深圳，接替落马的许宗衡，执掌深圳市政府。

中国仅有的两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近期也双双进行调整。福建省委常委兼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北上，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天津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不再担任副书记，专任市政协主席。原滨海新区书记苟利军出任天津市委常委兼教育工委书记，接替已调任辽宁省副省长的陈超英。

浦东方面，刚刚由原浦东新区与南汇区合并组建的“新浦东”也于上周末公布了第一届领导班子。上海市委常委、原浦东新区书记徐麟担任了“新浦东”书记，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姜梁出任副书记、代区长。

而另一片改革发展前沿即海峡西岸的福建，调整更为频密。除厦门之外，另外几个主要海西城市包括福州、泉州、漳州亦同时更换主官。福建省副省长苏增添兼任福州市长，漳州市长李建国调任泉州市长，漳州市副市长陈冬扶正。

政情分析人士指出，近几年来中央突出主打区域振兴牌，譬如振兴东北、环渤海、长三角、海西、珠三角，都是国务院力推的重点发展地区。而此次大城市党政首脑的调整，从北至南，恰好完全贯穿这条线路，几乎覆盖了沿海主要改革开放前沿地区。

而此番履新的高官，都拥有高学历和丰富的从政经验，其中不乏学者型高官。如新任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是东北财经大学校长、金融学博士、教授、博导，深圳市长王荣曾是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何立峰亦是厦门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年龄方面，生于1958年的王荣、1959年的戴玉林、1963年的徐麟，都可谓年富力强。

据了解，王荣在苏州任内推动中新工业园区发展，夏德仁在市长任内推动大连成为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中心城市，何立峰在加强厦台经济合作方面，都取得不俗成绩。

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尽管中国在今年适逢经济危机，有是比较敏感的年头，但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没有停滞，仍在推进中。其中，深圳仍将担当先锋，而许宗衡非“改革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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