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内政是需要外国干涉的

1958年，犹太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苏联，先是举国哗然，后是举世哗然，而他的情况正如他自己将书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时的谶语：“这下子您让我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

《日瓦戈医生》写的是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对这场大变动的渺茫。当这部书稿在国内屡遭挫折转到意大利书商手中的时候，苏联作协直接出面，通过苏联驻意大利使馆和意共，劝说商人把书稿奉还并不得出版。可这位书商不吃这一套，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11个版本，两年后被翻译成24种语言，轰动全世界。

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的出击》，次日，《真理报》发表《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新世界》杂志的7名编委联合给《文学报》写信,一致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起码荣誉和良心”，把灵魂卖给了帝国主义；苏联文艺界纷纷举行集会，公开指责他是隐藏的敌人，和冷战的旗手。还有人举着牌子到作协去游行，要求驱逐他：“犹大——从苏联滚出去！”

27日，苏联作协理事会主席团、莫斯科分理事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帕斯捷尔纳克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和平事业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作协会员的资格，迫使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写信，拒绝接受这项荣誉。

但是，政府部门并未就此罢休，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煽动爱国青年，不断到帕斯捷尔纳克家门口示威，还砸他家玻璃，建议开除他的国籍，将其驱逐出境，作家几次打算自杀。他眷恋故土，给赫鲁晓夫写信求情：我生于斯，长于斯，在俄罗斯工作，“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等于让我去死，因此恳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

在此期间，世界第一流的作家如毛姆、罗素、艾略特等，通过各种方式发动世界性的文学界示威和抗议；印度总理尼赫鲁，也通过印度驻苏联使馆打电话给赫鲁晓夫交涉，并直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说：如果继续迫害下去，他将直接出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的主任，这才使迫害终止，虽然作家两年后即逝世，但不能否定世界进步力量对他的援助之意义。

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透露着早于此事的中国反胡风的影子，不论官方、民间还是作协的做法，都极其神似。与此同时的反右扩大化和后来的文革，又何尝不是？或许是中国的作家此时根本就没写出像样的东西，与外国书商、诺贝尔奖无关，并被国际社会所注意等原因吧，中国知识分子就那样一批批被绞杀了。在这个角度上，他们没有得到外国的声援，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不过，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的内政，没有受到外国的干涉，我们“独立自主”了却是事实。

有些事，全人类都有共同讨伐的必要和价值，而且应当必须如此，因为是反人类的，真乃冒天下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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