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丁：经济适用房，制度失守实属必然

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号事件”中， 5141名符合条件者参与摇号，在摇出的124名幸运者当中，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6个连续号码。这神奇的六连号，经过华中师大一位数学博士的测算，出现的概率仅为千万亿分之一，实在滑稽。对于此次摇号作假，当地政府创纪录的仅仅开了一个55秒的新闻发布会，可谓持续戏弄民众。

而长久以来，关于“宝马购房者”、“奥迪购房者”以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的丑闻，可谓层出不穷。倘若说，类似的事件仅仅是极端个例，大众尚且可以归结于少数人的道德败坏，漠视法律法规，铤而走险，而当此种情形大面积出现，就不得不思考，“经济适用房”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其大面积的沦丧是否是一种必然？

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无外乎要考察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就是它为何而来，其指向如何(即政策推行的良好愿景)；其二就是它该如何来？（即政策推行的路径选择，包括如何完善配套机制，实现所要达到的良好愿景，防止制度异化。)

就第一点，其指向和愿景，就首先站不住脚。相对于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优惠以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之巨（城镇大小有别），如此巨额的福利举措，指向的却远非城镇中最贫穷的阶层，以广州为例，经济适用房大多价格在20万元以上，而2008年，广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元，如此可知，这些能够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群，远非城市居民中最需要得到政府福利扶持的贫困阶层，因此，其指向就令人生疑。一个可行的建议是，倘若政府将经济适用房以市场价格出售，其余额部分可以用来补贴最贫困的城市平民阶层，其政策效果是不是会好很多呢？

第二点，即便是指向的不是最贫困的城市平民阶层，而是相对的中低收入阶层，其愿景也不可能实现，此项制度必然会出现异化。只要厘清相关利益群体，然后为其进行扼要的“成本—收益”分析，就会明白制度的失守难以避免。

相关群体，其一就是可以获得购买资格的城市居民；其二就是审批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官员（比如上级或者利益交叉部门的其他官僚等，涉及官僚之间的利益交换）；其三就是不具备购买资格的城市居民。 这里的利益考量是，购房资格可能相当于人民币数万元乃至于几十万元不等（城镇大小有别）：    

对于不具备购买资格的城市居民而言，只要其能够了解必要的信息，熟悉审批流程或者某些官员，那么，以造假付出的成本计算（打通审批官员的物质成本），以及造假露馅可能受到的惩治（非常弱的风险成本），相对于巨额收益（数万元乃至几十万元），通过造假获得购房资格就成为这批人非常理性的经济行为；

对于审批人员来说，就意味着巨大的寻租空间，只要是其帮助造假寻租所付出的代价小于收益，那么帮助造假寻租就是其内在冲动，而以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弱监管现状，毫无疑问，并不具备约束其帮助造假寻租的可能性。

而对于具备购房资格的城市居民，因为害怕审批人员和不具备资格居民的徇私舞弊，有时也不得不用额外的成本，去确保自身的购房资格。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摇号”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即便具备购房资格的人，也需要通过“运气”来获得最终的购买权利，因此，任何已经入围的具备“摇号资格”的居民，其落选都是理所当然。这便使得这群最直接的利益相关群体，失去了大部分的监督热忱。而对于审批者和资格造假者而言，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多付出一些购买或制造作弊摇号软件的成本。基于对“摇号”监督约束极度弱化的现实，从此种意义上来说，摇号制度实际更有利于审批造假。

公共政策更多的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是一个政府天然职责，然而，一项制度要想取得合乎愿景的要求，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监管约束体系的有效，配套措施的完善，都必不可少，倘若仅仅以“政府让利”为口号，以“补贴穷人”惟口实，而不顾其政策扭曲的可能性，也不管政府投入的实现效率（要知道，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贡献的），则已然陷入民粹主义的粪坑，非但于事无补，反倒是愈帮愈忙，这或许就是经济适用房所面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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