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民主的成功与失败？

    人类历史根据权力的产生不同，可分为三种制度：帝制、共和制和民主制（民主共和制也属此类）。帝制的权力产生和更替是一家一姓的世袭，权力的合法性在于血统。这种形式和阶段，除了殖民地和移民国家（美、加、澳），世界各国大都经历过，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辉煌。中国的盛唐文化和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高峰就是代表。共和制，权力的产生和交替已经和血缘无关，而是个人的能力和一个执政集团的内部博弈与协商。早期的罗马共和国、后来的英、法、美以及所有未实现普选之前的西方国家和现在的中国、伊朗都属于此列。民主制是近一百多年才成为主流。其特点是民众的广泛参与，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全民选票（当然对选票的影响还是取决于哪一个政治集团谁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不再是某一个集团所决定。
    冷战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民主制度。然而，取得成功的却只是少数。这如同一部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十个中只有一个或两个是合格的。哪么什么是决定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关键呢？
    首先，这个国家必须要有愿赌服输的传统和心态。选票结果出来了，赢的一方固然要庆贺，输的一方也自然几年后还有希望。即使出现争议，自有大法官来决定。2000年美国大选由于差距过于微小，双方出现争议，最后仍然波澜不惊的得到解决。而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法律或制度，而是国民性和传统。无论是执政党还是身为领袖的个人还是全民大众，都内心服膺这种传统。这如同当年华盛顿，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仅凭自我的信仰，就自动放弃做终身总统，为美国开创了典范般的开端。然而，尽管制度相同，到了台湾，就演变成两颗子弹，演变成大规模的示威和冲突。如果不是美国采取“欺骗手法”（连宋语），连宋仍然会继续抗争下去。何时有结果，孰难预料。而到了泰国，则更演变成红杉军黄杉军的大规模对抗，此起彼伏。
    其次，要有宽容和妥协的民族心理。竞选的双方不能视对方为仇寇，而是一个正常的竞争对手。谁都会在野，谁也会成为执政党。这在西方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到了台湾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民进党给国民党扣上卖台的帽子，把国民党描绘成外来政权，选举就搞割喉战，恨不得灭之而后快。2008年大选前，陈水扁居然会说出“这不是政党轮替，是主权沦陷”的话，更放言：“政权怎么交的出去？”这样行为的民进党下台后，自然担心国民党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因此，对陈水扁的腐败案就变成了政治报复和迫害。上层如此，民间也如此。夫妻由于政见不合而离婚、朋友由于政见不合而反目这种在大陆文革才有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的台湾。不仅选举时如此，非选举期间也不例外。6月11日，台湾就发生这样一场悲剧。两名经常一起爬山的山友，中途休息时就“蓝绿哪个更腐败”发生争论，进而开打，以致发生人命案。在这种环境下，立法委员在立法会大打出手、大骂出口，甚至把立法院长王金平锁在屋内不能主持会议就成为常态就毫不奇怪。其实，台湾的民主之所以没有象非洲国家一样，或者象泰国一样，根本原因不在民主本身，更不在台湾的传统，而是由于美国影响的存在。只要美国一句话不承认，这个政党马上就会垮台。
    第三，民主的实际运行更多的不是取决于制度而是取决于传统、道德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惯例。比如，法国总统拥有任命总理的权力，而且不受制约，除此 之外，他还可以解散议会。然而，如果在议会选举中，反对党占据多数席位，总统往往会任命反对党人士出任总理。无论左右政党都是如此。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左右共治”。然而，为何这样做，宪法和制度都没有规定。全在总统一念之间。但在法国却就能够成为宪政传统。反观台湾，民进党执政八年，立法院一直都是少数。但是除陈水扁上台之初几个月任用国民党人唐飞出任“行政院长”外，其他的都是民进党人。这也成为朝野对立、岛内严重内耗的原因之一。尼克松出现丑闻，可以自动辞职，党内也众叛亲离。而陈水扁的亲信和亲属贪污曝光后，民间也发起声势浩大的红杉军抗议行动，但民进党却仍然全党一致的支持陈水扁。如果两颗子弹发生在美国，恐怕绝不会有台湾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也不会发生两颗子弹的事情）。再比如，非洲许多国家通过大选上台之后，或者制定或者修改宪法，以终身担任总统。在法国接受教育、长期被法国支持的、刚刚去世的加蓬总统邦戈，国家独立四十九年，他居然担任了四十一年的总统。而且他的权力还是在担任副总统时，由于总统病逝他继任而来。但在法国，虽然一直是一部终身总统宪法----2008年才修宪法规定总统只能任两届，但却从未出现过终身总统的现象。区别不在制度，而在政治、文化传统和国民性。
    最后，帝制、共和制和民主制这三种政体，虽然其区别在于权力产生方式的不同。然而，权力产生之后，其共性却是“决定成功的要素在于权力是否能够成功有效的运作”。在亚洲，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PERC），今年4月6日发表了17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度贪污评比报告，最腐败的三个国家泰国、印尼和柬埔寨都是民主国家。印度民主制度六十多年了，还无法解决温饱和社会稳定，更遑论惩治腐败、司法公正（印度的司法黑暗和低效率被联合国多次点名批评）和宗教和谐、种族平等。俄罗斯在叶利钦十年，经济崩溃、国家严重腐败、治安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寿命下降的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现象。中华民国的失败也是同样的道理。毕竟，民主只能解决一个权力的产生和来源合法性问题，但执政的有效性却并不取决于民主本身。相反，一个政党是否有贤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有效运作并解决面临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民进党的陈水扁和国民党的马英九都是民选举出来的，结果一个只专注于贪污，另一个则以无能著称。这应该是台湾经济民主化后持续下降和恶化的原因。德国魏玛共和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民主政府软弱无能，对外无法应对列强的压迫，对内则无法解决国内经济危机，最终给纳粹党的上台创造了民意条件。
    因此，民主要想成功，并不是取决于是否建立起民主的制度，而是制度建立起来后，这个国家的传统、国民性是否能够适应和接纳民主。如果一个一向崇尚暴力，崇尚以暴易暴，毫无宽容和妥协传统的国家，民主是根本无法成功的。这一点，历史包括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古代中国就不必讲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可有政治集团内部或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有过宽容与妥协？光绪变法失败，可他不也是想用武力对付慈禧吗？这一百多年间，哪一方无不以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自诩？就是二十年前可有哪一方面寻求妥协？谁都应该指责，但谁都又无可指责。现在的中国，是共和制，但并不是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这是中国历史和民族合理性的必然结果。中国效仿西方建立过民主制，中华民国，但却以祸国殃民的后果退出历史舞台，被人民所抛弃。从国民性上讲，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治理的有效性，至于权力怎么来的，并不重要。这也是“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民族实用主义的根源。中共治理六十年，中国已成为核大国、经济大国（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最大的债主）、政治大国（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体育大国、科技大国（中国科研投入仅次于美日位居世界第三）、军事大国（军费高居世界第二）。特别是2008年一年成功应对罕见规模和少有频度的国内外挑战，赢得海内外满堂彩，其执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达到历史高点。在我个人看来，2008年，中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运作方式日益与西方民主社会下的政党趋同或者大幅度借鉴。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不管采用什么制度，最终目的是要产生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国家和带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政治力量，而六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已然做到。

附两篇《联合早报》刊登的批驳文章。

实现民主制度，真的要有人的基础吗？

巴黎的宋鲁郑先生，让人不必搜索，立刻就知道，此人现在法国，也就是说远离中国，虽然从名字看，他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遍布全世界，多是为了谋生。没见过为了写些赞扬现实中国所有一切的文章，而脱离中国的人。

　　民主制度是不是要有国民的习性和素质为基础，我没研究过。不过，我敢确定的是，中国现在执政的共产党，从来——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中国不需要民主和民主制度。仅仅是，这个民主是个什么样的模式。你能够承认这一点吗？

　　因此，宋先生大可不必为了证明中国不可以实行民主制度，而 引经据典，而否定共产党希望走民主道路的决心。这样做，怕会出力不讨好。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门外汉，我认为，什么样的制度的出现，一定有它的必然。这个必然，似乎并不取决于人，更多的取决于经济。

　　马克思有句名言，说的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里说的上层建筑，就应该包括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主制度成为了现实；而经济的更大发展，要求一个更为合理的制度的出现，那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谈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时，十分强调，要经济极大的发展，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过去偏离了这个理论，吃了大亏。后来改了，说我们仅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初级阶段。而结合中国实际，这个阶段到底是个什么阶段，没人能够说的清楚。所以，人们在之前加上“中国特色”。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怎样的制度，那真是需要认真地思考的。但是，其中决不会排除民主制度。

　　什么样的制度，大概不太需要什么样的人来配合。马克思在预料哪个国家将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时，他重点提到的是美国，而压根没提及俄国和中国。为什么？我想，他不会是因为人种的优劣吧。只是因为，美国比较符合他理想的条件，特别是经济方面。而俄国和中国当时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无法满足他的条件。仅此而已。

　　民主制度也是如此。比如同属亚洲的日本，他们实行民主制度已经一百多年，实际上已经很成功。而他们的国人，并没有比中国人和朝鲜 人和其他东亚人更适于民主制度的特质。

　　说台湾人和泰国人和印度人的民主制度，搞的是越来越糟，我不想对此多说，原因很简单，“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最好亲自尝一尝”，去那里亲自听听自来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声音。就我来说，台湾实行民主远比老蒋的独裁好的多，尽管目前仍不够完善。

　　什么样的制度出现，有个历史的必然；当然，也决不排除人的因素。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主制度有些什么好处时，即使少数人不赞成，也会实现。只是区分于是和平地实现，还是通过暴力。这就是规律。

　　季春

也说“什么决定民主的成功与失败？”

法国巴黎宋鲁郑先生真让我“感动”，一直在执着地教化着中国人，让中国人知道：中国现在已经很好很好，你们不要奢望什么民主，其实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不，又一篇大作问世了，“什么决定民主的成功与失败？”

　　开宗明义，宋先生列出了人类三种制度，帝制、共和制、民主制，但他没有提及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制度，民主政体、极权政体、独裁政体。为什么不提呢？我估计是怕人们要比较。

　　可宋先生今天探讨的是决定民主的成败，所以我们也就不再讨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那一种政体了。

　　宋先生开出了决定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成败与否的四个条件：

　　“首先，这个国家必须有愿赌服输的心态”。不是这个国家有愿赌服输的心态，而是最高统治者有愿赌服输的心态。事实证明，民主不成功的国家领导人往往永不服输，而且制度也制约不了他的不服输，正如宋先生提到的台湾的那两颗子弹，还有今天的伊朗总统选举。

　　“其次，要有宽容的和妥协的民族心理”。为此，宋先生举了西方国家与台湾的例子，我认为宋先生明显在亲西方、歧视台湾人，为什么一样的政治辩论政治攻击到了台湾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的，斗争是很激烈，可没有一个人因选举被暗杀，也没有一个人因选举被逮捕。至于夫妻离婚、盟友反目也与民主有了关系，更是奇谈怪论，既使真有关系，就说不适合搞民主？西方国家球迷闹事比这要凶要可怕的多，宋先生是不是就让他们国家取消球类比赛。

　　“第三，民主的实际运行更多的不是取决于制度而是取决于传统、道德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贯例”。举的例子是“法国总统拥有任命总理的权力，而且不受制约，除此之外，他还可以解散议会”。但宋先生忘了总统是怎么产生的？他有没有任期限制？他会不会被弹劾？为什么有“左右共治”，是为了总统的政绩，为了总统位子的稳当。对此，中外政治家早有共识，小平曾说过：“好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做好事，坏人受到约束；而制度不好，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小布什也说过：“人类进步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统治者的权力关进了笼子。”可见，民主的实际运行更多的取决了制度而不是什么传统道德与贯例。

　　“最后，帝制、共和制和民主制这三种政体，虽然其区别在于权力产生的方式不同，然而，权力产生之后，其共性都是决定成功的要素在于权力是否能够成功有效的运作”。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主要的标准并不是“权力是否有效的运作”，而是人民是否幸福。如果说权力运作最好的好像还没有超过斯大林、希特勒的。但斯大林不仅成功地清洗了他的革命战友，而且还饿死了几百万农民。希特勒更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宋先生是否认为，专制的斯大林、希特勒就是比民选的陈水扁、马英九好？而且宋先生还警告只要民主化了，无论是泰国、印尼、柬埔寨还是印度、俄罗斯、台湾就会变得一塌糊涂，可这有人相信吗？

　　因此，宋先生的主题再一次地出来了，“民主要想成功，并不是取决于是否建立起民主的制度，而是制度建立起来后，这个国家的传统、国民性是否能够适应和接纳民主”。但宋先生忘记了，传统是建立在第一第二第N次基础上的，没有第一次，永远不会有传统。另外，宋先生说中国“民主是根本无法成功的”。你都没有搞过，就断言不会成功吗？难道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可以搞就中国人不可以搞，这不就等于说中华民族是最劣等的民族吗？

　　“现在的中国，是共和制……这是中国历史和民族的合理性的必然结果”。是必然结果，但未必就有合理性，而且“成则王败则寇”也不是好的。所以现在人们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弊端，都与“权力怎来的”有关，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了，而不是“并不重要”。

　　最后宋先生断言：“不管采用什么制度，最终目的是要产生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国家和带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政治力量，而六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已经做到。”真的做到了吗？既使现在真的做到了，可六十年的实践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来说，什么也证明不了。

　　其实归根结底，决定民主的成功与失败，就取决于与主要政治力量是真搞还是排斥。民主本身是限制权力、拒绝特权的，所以一般来说处于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是不喜欢民主的。

　　在结束前，提提醒宋先生再不要拿民族性说事了，换个话题吧，因为韩国比朝鲜好，西德比东德好，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不存在什么民族差异，而且东德现在也实行了民主，并享受着民主，这不，东德的那位没有多少钱的“民主斗士”默克尔，竟赢得了“金钱政治”的德国总理选举。

　　呼和浩特 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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