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安天下与依法治国

 

 

2002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以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一部悲壮宏大、感人至深的新民权运动飚扬而起。

2002年起，在专家、学者、媒体和社会舆论热点关注和强力介入下，一系列因  或因恶法伤民，侵害民众公民权益的典型事件在全社会公开曝光，引起广泛强烈的社会反响——孙志刚事件、农民工资拖欠事件、河南艾滋病村事件、嘉禾拆迁事件、遵义暴力拆迁事件、唐山征地事件、福安拆迁事件、自贡拆迁事件、唐山拆迁事件、秦皇岛拆迁事件、 “乙肝歧视”事件、东洲事件、黑煤窑童奴事件、汶川灾区捐赠帐篷流失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昆明少女卖淫事件……

这些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或恶法伤民，或制度缺失。如孙志刚事件所涉及的反人权的收容制度；一类为事发于社会上强、弱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而往往因地方官员护强凌弱、违法弄权，而导致规模化的官民冲突。从而，给社会的“和谐发展”、稳定大局，造成不可弥补的严重后果和人心流逝。无论如何，事件中，恃强凌弱者与一些地方官员利益勾结，强势欺民，这是事态扩大的不争的事实和决定性的原因，而民众往往是正义难伸、群情激怒的被动者。

中国社会改革大业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利益问题：改革必然会触及权力的社会结构，从而触犯权力者的既得利益。改革的关隘，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是否能够突破既得利益的关隘。

利益冲突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解决，又有革命与改良两条路径。中国社会有幸选择了改革。这是一个伟大的抉择，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然而，利益是不会自动放弃的。那些将权力本位化的政府官员，在以利益为动力机制的市场经济中，则利用体制赋予他的权力，竭尽本能地将权力所支配的社会利益本位化，即竭尽本能地谋取私利。权力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掌控，权力的大小，意味着对社会财富支配权的含金量大小。在现实中，“升官发财”，正在于权力的含金量，也正是对失去监控的权力写照。权力也成为买卖的“商品”。买官卖官，一时频频事发。所谓干部腐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等，其实质，都是权力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财富窃为己有。

前者由于专家、学者、媒体和社会舆论，顶着压力，从事件着眼，迅速切入恶法害民违背当代普世价值、制度缺失急需修缮进步的法理审视；而后者则往往因其一触即发的突发性，当地民众成为事件的主体。网络为信息的迅速传播、凝聚人心，提供了现实的平台。

新民权运动推进了中国社会法制的完善和进步，一起恶性事件引起中央的关注而处理了一些地方官吏，许多问题取得了民众的谅解和了解，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官场以权谋私风气的收敛，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为中国社会的求新之路开辟了前行的通路。

然而，当前社会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纾解，许多地方的恶性事件反而有按下葫芦又起瓢的局面，许多地方的民怨四起，许多地方的社会稳定陷入一触即发危机边缘。中央特别强调的社会稳定、人心安宁不得贯彻。“小吏添乱，朝廷添堵，大局何求久长乎？”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国泰民安”，是官民一体的基本期望与民众对生存起码的和理想的要求。“唯恐天下不乱”者，是那些野心家的梦想和企念！

天下何以不乱？治国者执政，应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法一天下，法安天下！

法律岂是儿戏！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用以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条理，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具有凝聚人心对社会公平和正义期望的无尚功能，具有规范和管理官僚体系、维系社会稳定、从而确保权力体系正常运行的无尚功能。历朝历代，开国伊始，即钦定大法，昭彰于世，莫一例外！法治松弛，官私弄权而官逼民反，法乱而乱天下者，皆为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王朝周期性震荡不易之理！

  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改革阵痛的转型时期。改革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改革

必然会触及各阶层利益所在的社会结构，从而触犯权力者的既得利益。利益冲突必然导

致社会冲突。改革的关隘，实质上是能否突破既得利益的关隘。

 

  我认为：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无可非议，理为高明！然而，在和

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下，为何日益演绎出事发不绝，民变四起？！莫不成正如贪官污吏所言：

其治下的人民为屁民、草民、刁民？！

反省新民权运动以来的历次事变，诱因大多为地方上强肉弱食，进而官商勾结、与民争利，如新圈地运动以来的各次事件；更有甚者，黑白勾结，依仗权势，草菅人命，如最近爆发的邓玉娇事件、少女卖淫事件！

至于事发之后的花钱买平安、“舆论引导”之类，在我看来，是为本末倒置、贻笑大方、史论留污的拙劣话柄。

正视现实：法律被践、吏治懈乱、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正义不张、民众含冤、有冤无处伸，正是这些地方爆发民变的根本原因！小吏添乱，官员失理失德失法造成的矛盾计划，却往往演绎成为需要付出中央成为救火队的成本，需要付出公信力坍塌、民心离散的代价！究其原因，正在于法治松弛，以权代法，鱼肉人民，民情不达，民怨难伸，矛盾激化，冲突随起。

毋庸讳言，一个时期中，社会偏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在人治抑或法治的循环中，我们没有找到突破旧循环的出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必须落实到法制治国的手段上，方可企望“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

法张公理，法安天下。当务之急，最起码的应该是重新昭彰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以法为大，依法治国，摒弃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传统思路，痛下决心，法制吏治，法治官风。

自大汉以降，即有官吏贪墨谋私，或与民争利“达标”者，即腰斩弃市之律！其所虑者何？人心归一与天下安宁而已！更何况我们身处于堂堂人民共和国的旗号下，更何况我们身处于二十一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下，依法治理整顿官场风气，这应该是治国者最起码的眼界、胆识和作为，这应该是收复失地、凝聚人心最紧迫的使命和有效手段。舍此，社会矛盾将必然无解！

治国之道，忧患有数。缓和社会矛盾，寻求社会和解，寻找社会出路，这应当是上上下下身体力行、努力效命的方向。

我们正身处于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社会。改革，是转型期有序前行的途径。

中国社会改革大业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利益问题：改革必然会触及权力的社会结构，从而触犯权力者的既得利益。改革的关隘，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是否能够突破既得利益的关隘。

利益冲突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解决，又有革命与改良两条路径。中国社会有幸选择了改革。这是一个伟大的抉择，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然而，利益是不会自动放弃的。那些将权力本位化的政府官员，在以利益为动力机制的市场经济中，则利用体制赋予他的权力，竭尽本能地将权力所支配的社会利益本位化，即竭尽本能地谋取私利。权力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掌控，权力的大小，意味着对社会财富支配权的含金量大小。在现实中，“升官发财”，正在于权力的含金量，也正是对失去监控的权力写照。权力也成为买卖的“商品”。买官卖官，一时频频事发。所谓干部腐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等，其实质，都是权力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财富窃为己有。

在转型期，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财政拨款的经济来源，地方财政依靠地方税收。纳税人养活政府，各地纳税人养活着各级地方政府。由于尚待确立现代社会政治行为的法定原则、秩序和规范，社会对权力失去制约机制，权力本位化，已经到了有失控危险的严重程度。将权力本位化的当权者们，面对社会财富和富豪，心理失衡，与民争利，与富豪争雄，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欲壑难足。法律当做儿戏，人命视为草芥！

不同阶层的人们，利益各不相同。任何一个可维系与发展的社会结构，都会以法律条理的形式，对此做出至高无上的公理性规范。

现代社会，纳税人养活政府理由有二：政府掌控社会权力，保护人民的安全，保护和协调人民的利益。因此，纳税人必须要求政府行为的公正性和效率性。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公正的政府，高效的政府，廉价的政府，民主的政府。

市场经济，共和国的公民纳税人，养官维法，养官为民。那么，现时政治学就应当观念更新，把“当官要为民作主”，变更为“当官要由民作主”。政府官员要明白和确立“纳税人养活政府雇员，雇员为雇主服好务天经地义”的观念。

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改革的根本指向即在于：权力机制纳入民主体制；法律规范纳入公民利益主权范畴。

 

权力当位者，必须向赋权主体负责，否则即为渎职或背叛。这是政治行为学的基本原则。

 

当权者向权力的赋予者负责任，是权力体制的本质要素之一。自上而下的任免制，决定官员对上负责，代表上级施政。

 

   现代社会，纳税人养活政府，理由有二：政府掌控社会权力，保护人民的安全，保护和

协调人民的利益。因此，纳税人对政府的要求：公正、高效、廉洁、民主。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共和国主权属于共和国公民。

 

   新民权运动，为中国的改革铺垫了民心的基石，在共和国未来的路标上，将铭刻着那些理

想主义者高贵的名字！

 

 

分享 浏览(541) 评论(1)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