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丁：请关注制造工厂里的农民工

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发生数百人群殴事件，以致两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有关方面今天通报说，旭日玩具厂是韶关一家较大的外资企业，有员工一万多人。当晚十一时许，厂内本地员工和新疆籍员工，在厂宿舍区因矛盾发生冲突，引发数百人参加的集体斗殴事件，并引来大量人员围观。

旭日玩具厂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是如何引爆的？暂时还无从得知。但从过往的经验来说，制造业工厂大规模的争斗群殴，由农民工对抗厂方与保安的比较少，多数发生在农民工与农民工之间，资本和管理方，相对于农民工而言，高高在上，力量过于强大，只要不做的太过离谱，对抗也无从说起。

在这种制造业的工厂里，老乡或许是他们最大的支撑和依靠所在，这样的依靠大于政府本应该具备的对于公民的公共服务职责，这样的依靠，也远远大于他们对于老板和管理者的信任。

更多的事例，是那种穷人践踏穷人的，穷人之间互相争斗，他们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可以彼此伤害；他们一呼百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以开展两个老乡军团的对抗。矛盾不是一日而来，总会由一些琐事，日积月累，配合地域性的差异和对垒，火药箱时刻都被烘烤，危险的发生时刻存在。而且这种地域性抱团，尤其是牵涉到本地员工，在多数时刻，资方总是更多的依赖本地员工的，所呈现出的对立就愈加明显。更何况，旭日事件里所牵涉新疆籍少数民族员工，在文化差异和沟通上的问题，也会使得矛盾的缓解更加困难。

说说农民工的问题。如果不是侥幸读了个三流大学，那我有很大的可能，也是呆在某个制造工厂，当一个农民工。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老乡们，农民工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终极命运。

这是一个选择题，农民抑或农民工，绝大部分的农村孩子在完成高中学业（甚至更少）的时候，只能面临这样的选择题。

农民，这是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勾去的职业选择。记得去年读石扉客写的《越有梦越痛苦》，石先生作为观者，已经有如此力透纸背的哀伤，那罗炼呢，又当如何？

将农民工做得虎虎生威，并藉此成为体面的城市人，这注定是一场幻梦，只属于少数天赋异禀、内心坚韧、奸诈老练、情商奇高、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我甚至恨不得写出一万个词组去形容他们的美德）之人。罗炼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情商不高，耐挫性差，而且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气质，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好农民工。

悲剧是，罗炼显然又缺乏足够的才华和能力，来摆脱农民工的命运。一个农村孩子，高中毕业，在城市里，能够让你选择职业会有多么宽阔呢？对于一个与众不同的，有思想，有理想主义情操的青年罗炼来说，他怎么能接受在城市里卖完十几年的青状年苦力，然后告老还乡的事实呢？尽管这是多数农民工的命运写照。

事实上，有很多青年农民工，已经开始丧失耐心，他们不可能回去当农民，也无法再忍受流水线日复一日的乏味、无聊，选择了在城市左冲右突，摆地摊，打散工，做生意···如果说，罗炼的选择是自我毁灭，那么他们更多是带有攻击性的，当所有正当的途径的努力都破灭，而事实是，这很容易破灭，就很容易铤而走险的“干一票”，以前看到新闻，说某些地方，有一个村，多数的青年，都在广东进行抢劫活动，当砍手党。我并不感到惊讶，就我所亲身听闻见识得，在我就读的小学里，跟我年纪相仿的学生中，后来就有一个抢劫团伙，多数已经被判以重型；而在我少年时代，周围几个村（包括自己村里），有一伙青年，在广东合谋干了一桩大案，受害人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官员，而这些青年，平日在父老乡亲看来，没什么分别，一样懂得礼节，会尊重长辈，善待老乡，不见得有多蛮横和邪恶。

这个群体很大，可是却缺乏力量，。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在工厂内外以及家乡，做两点一线的迁移。他们是一个孤立的群体，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甚少指向他们，他们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社会精英学者媒体的目光也甚少倾向他们，因为这不是重点不是热点不是重点；他们的维权能力乏善可陈，既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又受到现实力量对比，不合理制度的掣肘；他们还不会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知道这个主流社会运行的秘密···

事实虽然无力，可话总是要说出来的，最后，祭奠两位死者，并勉励生者和所有的农民工：

死去容易，活着太难，生活却总要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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