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秘书和情妇为什么不平等？

发表于 2009-06-27 20:50:06

美国《多维月刊》文章说，连政治局委员都频频出事，这让中国老百姓很不舒服。前不久，官方称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黄菊同志”，其秘书王维工被判了死缓，让人想起了陈良宇的秘书秦裕，以及早前的陈希同的秘书陈健。这三个人的共同特征，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的秘书，都犯有贪污罪。

老百姓当然不会认为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问题。上述三个秘书出了事以后，他们的领导只有两个最后出了事，这让百姓安稳了些，至少还有一个不坏。虽然那个没出事的，也是因为提前见了马克思，或者说因为有事郁闷成疾而躲过一劫。

由此人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秘书出问题的情况，大于领导出问题的情况，看来往往是秘书带坏了领导。有舆论呼吁，为了防止秘书贪腐，带坏了领导，在目前还不能公布中央领导的财产的情况下，是不是请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把自己的秘书的情况，包括姓名，年龄，经历，尤其是家庭财产，先公布出来，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免得他们一时不慎，犯了错误，污了领导的清廉和名声。再说，中央领导让他们公布，在而今共产党靠人身依附关系维系忠诚的年代，他们也不敢不公布。那些不愿公布的，你们也就看清他们是什么人了，找著已经公布家庭财产者来当你们的秘书，不是反而更干净，更连累不了领导同志吗？

反正，由这三个秘书看开去，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老百姓总觉得所有的秘书都可疑：难道只有这三个是坏的，其他都是好人？在这个贪污腐败已达到了就要亡党亡国程度的时代，拿什么证明他们是好人呢？而且从这三个秘书的身上看到，他们之所以贪腐，往往是他们领导纵容的结果。这是对领导同志很不利的一件事。领导往往很忙，顾不得管秘书，有时候吧，反而是秘书“管”|领导，比如让领导在一些不该签字的批文上签个字什么的。把他们全部公布出来，让全国人民一起帮领导看著，领导也省心。

否则老百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特容易被一些“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所蒙骗，以为反腐败不过是你们高层争权夺利斗争的工具。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说，那三个秘书出事，是因为他们的主子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这样的看法，中国的老百姓很不愿相信。但是，西方媒体的舆论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政府想“驴霸”也是“霸”不住的；高官的财产是“国家机密”，连带秘书的也成了“国家机密”；不能公开。如此信息不对称，信息不透明，老百姓就只能接受“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的话，觉得它们说得对。

现在，“敌人势力”所指的借反腐搞权斗的现象似乎越来越严重，三年后要开会，听说现在就已经斗得不亦乐乎了，真印了“敌对势力”的这句话：最大的腐败就是“反”腐败。

按目前的规律，是不是现今在台上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秘书或身边的工作人员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腐败问题？只是目前他们的老板没出事，而暂时安全。下一届，是不是肯定还得有一个什么帮、什么派的不听话的政治局委员要出事？那我们又会多了一个腐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别说见老外了，连见了台湾同胞，都抬不起头来；因为台独分子阿扁的秘书，好像没什么大事。

王维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认定，1995年至2006年间王维工利用其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或个人牟取利益，并为此多次索取、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93．47138万元。陈良宇秘书秦裕终审被判无期徒刑；长春市中院对秦裕案判决书称，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韩国璋、吴明烈、张荣坤等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682万余元。陈希同秘书陈健被判处15年徒刑；陈健起初只是市机关一个机要通讯员，学历不高，粗通文墨，他能当上陈希同的秘书，靠的他能打乒乓球，在市委办公厅工作时经常陪陈希同打球，而且办事机灵，博得陈希同的特别青睐。1993年，陈健伙同李敏、何世平谋划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周北方办理妻子和女儿赴香港定居，得到周的贿赂20万元港币。陈健还利用职务之便，在帮助某公司贷款中，受贿3万美元。

有人对这些领导秘书腐败，总结了三大原因：一，社会对领导秘书的“尊重”。众所周知，秘书在领导身边工作，与领导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社会上多数人对他们抱有“得罪不起”的态度，在这种情况学，如果秘书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可能凭借领导的威望和影响干出不应当干的事情来。当然，担任秘书工作的同志中确有优秀的人才，如果不予重用，那时错误的，就会失去不少优秀的人才；但也不能是所有担任过领导秘书的同志都要担重任，那也不是正确地选拔干部。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二，领导对身边人失之过宽。应当说，各个岗位的同志都要明确自己的办事准则。现在有少数领导同志的秘书，说话、办事让下面的人琢磨不透。这是秘书个人的意思呢？还是领导的意思呢？下面分不清楚，他们讲的一些让下级难办的话，下级常常既不便问也不敢问，这就在我们的工作上留下了一个漏洞，从中也暴露了领导同志对身边人要求不严的问题，在这种氛围中，如果有些领导对身边工作人员的错误行为采取不管不问、甚至放任纵容的态度，这样必然要出大问题，不仅葬送了身边人的政治生命，最终还会影响到领导自己的威信。三，秘书人员不自重。选拔秘书人员必须过“政治体检”关。对秘书既要注重个人的能力，更要注重一个人的品德，还要加强对他们的培养、管理和教育。从王维工走向腐败的过程看，最根本的是他自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做到自重、自身、自警、自励。

但设在上海的公民监政会的发起人刘义良说，判王维工重刑，不会解决问题，“现在被判刑的官员，从某种程度来说，也不过是他们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你不搞点动作出来，老百姓很失望。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刘义良说，当局如果全面彻底来反腐败，不大可能；“腐败，不是抓几个人就能解决的。它是体制造成的”。现在是“十官九贪”，没贪的人是傻帽儿：“香港在没有成立廉政公署之前，如果你不贪污，你就是傻帽。廉政公署成立之后，你贪污，你就是傻帽。”上海市民陈启勇因为房子被强拆多年来不断上访，曾多次到北京中纪委上访，却被上海驻京办的人押送回上海。可以说是“走投无路”。陈启勇说，“抓了下面，上面没动，还是没用。上面的根源在，下面的人走了后，上面的人还是照原路走！上面不干净，下面没法干净！”。

不过，笔者更关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根据美国多維社报道，在黃菊去世之后王維工被“双规”。上海官場人士透露：王維工在上海就有“8＋1”之称：8個情人和一個老婆。但“8＋1”只有康燕被查，而且至今还没有答案。今年46岁的康燕，海外畅销书《公共情婦》說她被某些人评价为“蛮漂亮的，但其实”并没有多少风韵”，只是公认她“泼辣能干”。正因为她“太能干”，金权上的事她卷入最多。而她自己的绝招是可以安排广告客戶见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黃菊，见一次黃菊，广告费200万。而据说康燕被查出在王維工与富商之间“牵线搭桥”，批地贷款，从中牟利。

王維工被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他的“8＋1”呢？除了只有康燕被查，其他情妇，人们连名字都不知道。

被抓的大陆贪官，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每个贪官背后都有一群数不清的女人。贪官与情妇，就像吻合的齿轮那样，合作的天衣无缝。
　　香港中通社报导，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养有多名情妇，除了被警方带走的广东电视台女主播李泳，红颜知己至少还包括有“靓女花旦”之称的粤剧名伶蒋文端。另外深圳市长许宗衡近日被中纪委调查，据说突破口来自一名获香港居民身分不久的大陆著名女星，这位女星同许宗衡关系密切。究竟是谁，到现在还没曝光，引发舆论的至今猜测。

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腐败被曝光也是因为他的情妇张怡；据说因为张怡献身刘志华而未得到应有回报，于是设下陷阱，在一家高级酒店，张怡可将自己和刘志华做爱的过程及谈话都录下来。她将这片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影带寄给北京相关部门。

2007年，济南市前任人大主任段义和欲摆脱情妇的纠缠，遂起杀人之心。精心策划一起私家轿车爆炸事故，将情妇当场炸死。2007年，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的贪污腐败案曝光，后来得知，是被他最信任的11名情妇组成的告状团扳倒拉下马。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的情妇队伍排起来很长。徐其耀有一本笔记本，上面不仅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情妇名字，而且将自己与她们的“性爱笔记”详录于册，他的情妇中还有一对“母女花”。更离谱的是，安徽省宣城市前市委副书记杨枫包养7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MBA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女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不仅是“金钱主任”，也是“包养主任”，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挪用、侵吞公款2.3亿包养5个“二奶”；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养了7个二奶，曾耗资2700万为二奶们修工程；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在当官期间，前后和108个女人有染，其中的常用情妇多达50人。年近花甲的南京市车管所原所长查金贵居然包养13个二奶，这让他感到很自豪，经常在熟人面前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12钗，我呢有金陵13钗”；福建省周莆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以“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著名于当地，同时与22名情妇保持性关系。重庆市前宣传部长张宗海前后动用2亿多元公款前往澳门豪赌，办案人员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三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即便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也不忘寻花问柳，在北京也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他包养情妇是高标准：一要大学生，二要漂亮，三要未婚。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在法庭上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徵，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湖北原副省长孟庆平也在法庭上说，“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对“铁杆情妇”李平“有情有义”，为讨李平欢心不惜做割双眼皮的整容手术，案发后，成克杰为了保护李平而把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此外，前几年因腐败落马的管志诚、王昭耀、李纪周、李嘉廷、倪献策、王宝森、丛福奎、刘方仁、李真、毕玉玺、卢万里、胡长清、王怀中等等这些省部级大员，都是花大钱包二奶的能手。而且贪官们的二奶移居海外的也不在少数。

虽然，今日中国已经从一切向权看的时代过渡到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但两个时代在道德上的人性荒芜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全盘政治化的极权社会变成经济优先和稳定第一的后极权社会之后，极端的政治无耻直接转化为各个领域中的公开化无耻。官员不讲为政之德，商人不讲市场信誉，学者不讲学术规范，整个社会不讲诚信，假冒伪劣遍及全国。然而，最大的打假工程——政治打假——恰恰是现政权最不愿意触动的领域。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几起令人深思的事件，如“罗彩霞案”、“邓玉娇案”等，无不凸显官民对立情绪。很多人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因是个别基层公职人员无视民生滥用公权，把社会矛盾积压到了饱和状态。其实，人们完全没想到，有些官员从骨子里就没有把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利益等同，正如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雷”倒了亿万中国人。但是，更深层次的是，全民仅仅停留在对于腐败官僚的痛恨，而不检查自己也是滋长腐败的温床。否则，为什么人们不容忍高官秘书的腐败，而对官员的情妇如此宽厚？人们对这些情妇的追究，似乎从来没有用心过。

法律面前，秘书和情妇为什么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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