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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罹患鼻咽肿瘤的陈丕显度过了八年囚禁的生活。在那段艰难岁月中,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曾为父亲的事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情况。
“当时他到过我家,和我父亲说起了他父亲还被关押的经过。”胡德平回忆着。在他的记忆中,陈小津来他家的次数很勤。
九大以后便不再挨整的胡耀邦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当时文革的理解,以及对毛泽东的了解,不断对陈小津说道: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主席错了?认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1974年9月9日,听取了战友寄语的陈丕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1975年,小平同志就丕显同志的工作问题请示毛泽东:“他还年青,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工作……。”不久毛主席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毛主席去世后,陈丕显在1977年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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