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杭州车改本质上是“公款赎买私权”
 
　　↓先天不足的杭州车改走不了多远 重庆时报 6月25日 作者 汤劲松
　　杭州自5月起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与此同时，杭州市向公务员发放“车贴”，“车贴”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2600元。(6月24日《新京报》)

　　[重庆时报一评]

　　公车改革，杭州并不是首创。从1994年开始，我们一共进行了3次公车改革。遗憾的是，这3次车改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而且还有些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意味：越改革，公车越多，公众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那么，此次杭州车改，会不会重蹈前3次车改的覆辙呢？

　　不只是中国才有公车。但区别在于，中国的公车成为使用者“私车”的现象很普遍。而且，虽然明文规定配备公车应达一定职级，但事实上却是只要稍有财力，村委会都有公车了。民众针对公车集聚的怨气，也源于此。

　　显然，普通民众无权决定是否购买公车，也不能享受由公车带来的“工作便利”，这些权力和好处，无疑属于权力的拥有者。所以，公车改革的成败，恐怕还是看能否对公权力的无序使用进行有效制约。

　　以杭州车改出台的最高车贴为例：每月补2600元，按当前市价买下的汽油足够每天跑200公里，试想，有多少公务员比出租车司机在马路上的时间还多呢？所以不难看出，所谓的改革仍然对权力“媚力”十足，仍然丝毫不见公众科学意见的参与，自然也就谈不上用监督的力量推动公车改革的诚心了。那么，这场先天不足的公车改革，能有多大的前景呢？

　　一方面，公车无序使用面积广泛，既得利益者众多，改革的内部阻力极大；另一方面，能推动改革顺利进展的外部力量又难以加入。说到底，公车改革，并非单纯的公用车辆的改革，而是对权力的制约是否有效的一种改革。而任何指向权力的改革，缺少公众的参与，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那么，先天不足的杭州车改很虚弱，很容易被强大的阻碍力量所销蚀，甚至有可能陷入车贴照领、公车照用的尴尬境地。

　　[现代快报再评]

　　作者显然是“乌鸦嘴”。可是，我们能指责他“心理阴暗”，或者对政府有成见吗？有可能有成见，但责任不在他：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嘛。有前三次车改无疾而终的教训，他这么推测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指向权力的改革，缺少公众的参与，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真理”即常识，古今中外皆然。中央文件一再讲扩大公众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是听者寥寥。以杭州车改为例，动机无疑是好的，大方向无疑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局级月补2600元呢，账也得算给群众听听吧？我相信，这么一改，不用买新的公车，不用养司机，不会再有人乱报修理费，公共开支确实会减少，相当于对官员用车权力的赎买。问题是，他们本来就不该有这样的特权呀。所以，怎么改怎么补，还有一个公平问题，需要公众通过讨论，给予认可，只算钱的账是不行的。
 
 
 
       2,就当他们　进退娱乐圈好了
 
　　↓金庸的“进”与郑渊洁的“退”　 《羊城晚报》　6月26日 作者 小乔
　　日前，中国作协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09年度拟发展的409位新会员名单，其中包括查良镛（金庸）。 （广州日报 6月22日）著名童话大王郑渊洁突然在自己的博客发帖宣布：退出北京作协。（广州日报 6月24日）

　　[羊城晚报一评]

　　中国作协日前向金庸伸出橄榄枝，不出意外，“武侠大师”月底即可正式入会中国作协。而就在前天，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博客上撰文，声言北京作协“素质和品质今不如昔”，自己遭到了排挤，决定退出北京作协。

　　巴金之后的中国作协，人们总以为缺少一位泰斗级的巨匠、大师。如今“武侠大师”终于被请出江湖，拔刀相助，以身相许，可谓功德无量。而身在围城内的童话大王，同样深谙江湖之道。不早不晚，就在这个特殊时刻，他想起了六年前的一件事情，遭排挤的屈辱念念难忘，乃撰文决定退出江湖。一进一出，令人遐想翩翩，意味深长。

　　在此之前，有著名作家李锐、洪峰的高调退会；有韩寒嘲弄“假如我当作协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散作协”，马上就有愤怒的会员站出来打算“打死韩寒”……一个作家退出就退出呗，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作协章程也有退会自由，何以会如此沸沸扬扬呢？

　　郑渊洁回答记者提问说：“李白是作协会员吗？那时有作协吗？作协和作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从2000年之后就没有感觉它的存在了。”可他似乎也并没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潇洒，他耿耿于怀的所谓退会理由，是2003年的作协没妥善通知他去开会这件事，看来他又是那么在乎作协的存在，在乎作协对他的重视。

　　纷纷扰扰的退会事件中，有几多出之于文学本身的因素，几多出之于名利的考虑呢？想当年，在作协会员可以转正提干加工资的时候，有谁提出过退出作协？如今剥离了这些附加名利，退出可谓无牵无绊，高调宣示，则不免令人心生狐疑。不是缘附于文学本身的吆喝，只见名作家，不见或不再见名作品，那无论是“武侠大师”的以身相许，还是童话大王的始乱终弃，都不过只是唱的一出空城计，空空如也，读者狐疑之下，亦只能如司马懿一样转身而去。

　　这也是一种现状，不再能给予人们来自文学的震撼，那不妨把文学当活动当工程来鼓捣；文学圈太无聊，那就干脆当娱乐圈来混。

　　[现代快报再评]

　　关于这一进一退，我觉得新闻媒体就是当一个娱乐闲话在说，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我想，用古话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用北京话说是“爱谁谁”；用广州话说是“睬他都傻了”。
 
   3,王小帅错导“北京人”
 
　　↓王小帅办假户口的黑色幽默 中国青年报 6月24日 作者 王毅
　　2003年到2006年，富长宁等人为91人办了户口。其间，4人收取了现金、实物等100余万元。办假户口的人当中，包括著名导演王小帅。富长宁不但为其办了户口，还将王小帅的本科学历改成“研究生”。事发后，王小帅承认，2006年底，他托叔叔办了这个户口。因为户口被冻结，他一度不能出国，工作受到影响。(《北京晨报》6月23日)

　　[中国青年报一评]

　　户口介绍信过期，编号重涂再打，接收单位已被注销，派遣证过期，公章私刻，一个专门办理假户口的倒卖户口小团体所提供的证件，拥有这么些明显的毛病与疏漏，但却因为其中一人拥有北京市人事局司机的身份而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绿灯下来，居然成功办理了91人的户口。这样的事儿，原本以为只有在电视剧中才能看到，但在现实语境中，却也能层层过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此新闻更具荒诞意味的是，著名导演王小帅也牵涉到办北京市假户口的案子中，而且还一度因户口被冻结，导致其拍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王小帅的遭遇当然是个很特别的个案，但于这一特别的个案中，依然看到了某些大型城市的户口树立起的户籍藩篱对人才的合理流动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犹记得在媒体初次披露这一新闻后，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通过这次事件，深切地体会了一把中国的户籍制度，“本来户籍制度已经这样了，只能习惯它。不过，我也希望这个制度慢慢会有一些改变，至少应该以方便人为基本出发点。”王小帅事后有没有真的办下北京市户口，笔者不得而知，但王小帅的感慨，却是值得有关部门认真倾听的。

　　以王小帅为例，其工作的主要地点就是北京，从其拍摄的多部影片获国际大奖及其自身条件来看，完全符合进京人才的标准。但仅仅因为当时花不起钱办理正规进京户口，便意图走捷径，结果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名导演。办理北京市户口都这么难，都不得不寻求其他的非正规路径以求蒙混过关。那些长期在北京工作、又得不到一纸户口证明的外乡人，又该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北京人？

　　诚然，当下北京市面临着城市急剧膨胀的难题，如何控制城市人口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必须直面的现实，但是继续高抬落户门槛扎紧篱笆，还是适度放宽条件，更为人性化地解决户籍难题，正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

　　[现代快报再评]

　　这事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人们已经说得很多，道理无须多讲，可叹就是改不了；无非既得利益者不想改，拖一天算一天，反正中国人多，你有本事就移民吧。二是我们对欺诈处罚太轻。孔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可是在现实中，那些弄虚作假的人总是得不到严厉处罚，而老实人多半会吃亏。你看此案中搞户口生意的，岂止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户口介绍信过期，编号重涂再打，接收单位已被注销，派遣证过期，公章私刻，分明是变造公文和证件作弊嘛，才判5年到3年，非法所得上百万，却比小偷判得还轻。这能以儆效尤吗？三是人事局的一个司机就有这么大“本事”，主事者的权势有多大，你可以想象了。秘书、司机，在古代属于官员的“亲随”，这些人因为离权力核心近，追随领导，或者掌握了领导的隐私得以分享部分权力。说到底是公权私有化、权力运行暗箱操作，才有这种人出现。所以，这里提出了一个公权现代化的问题。
 
 
 
4  
 经适房作假者哪来的这份底气
 
　　↓经适房分配弄虚作假为何一路绿灯     新京报社论 6月24日

　　5141名符合条件者参与摇号，在摇出的124名幸运者当中，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6个连续号码。目前，武汉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硚口区房产管理局等部门已查明，“六连号”当事人申请材料均为虚假材料，其购房资格将被取消。然而，该事件仍疑点重重。（中国青年报 6月23日）

　　[新京报一评]

　　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丑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舞弊案例，击中了政府信用这个重要的命题。

　　长期以来，经济适用房被不符合条件的人占有，成为一些人合法吞噬低收入者福利的一种途径。但是，人们一般还只能从经适房入住者的经济状况、消费水平等方面推测经适房分配中的巨大不当，还只能对经适房资格审查提出意见。

　　武汉“六连号”丑闻，证明了一个完整作弊链条的存在，从资格审查到摇号过程，经适房作为一种待分配的财富可以冠冕堂皇地被准确地指定到某些人。据新华社报道，摇中“六连号”的人中，已查明有人并不具备申请经适房的资格，那么，在“六连号”之外，是否还有虚假的摇号？概率只有千万亿分之一的抽签结果都敢堂而皇之地公布于众，可见操控者根本没有把民众的监督放在眼里。

　　经适房资源的紧缺性，既来自于城市低收入者数量之大与房源之少不成比例，也来自于经适房售价与其市场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全得”或者“全无”的福利分配方式，可以使符合条件的人千方百计争取“全得”的结果；经适房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巨大差异，可能诱使不符合条件的人去赌博。这就是说，在经适房分配中弄虚作假的人，既可能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人，也可能是符合申请条件的人。如果弄虚作假却毫无风险，那么经适房就会弄得如同以往的福利分房一样，循规蹈矩的弱者永无希望。

　　与过去福利分房不一样的是，经适房分配有一个以政府信用为保证的承诺。过去的福利分房，分配主体是一个又一个单位，普遍的分配不合理，可能使人对社会风气产生抱怨，但对政府来说，只是管理和纠正不力。而经济适用房作为一种公共福利，是政府兴建、政府分配，政府成为直接主体，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不公，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信用的劣评。

　　令人十分失望的是，经适房分配产生了“六连号”这样的极端结果。这样的结果，既暴露了申请过程中的虚假，也暴露了分配操作中的黑幕。这已经不是工作疏忽、软件漏洞之类的原因可以解释，这是类似于“价格双轨制”时代的内部黑幕。申请材料需要经过众多部门，摇号需要经过政府部门和公证机关，但众目睽睽之下，演出了欺骗公众的全套程序，申请变成了营私，摇号变成了愚弄。

　　作伪者固然需要受到制裁，所有分配结果也需要重新调查，直接参与作伪的政府工作人员应当受到清理，为分配过程设下人为操控后门的人应当得到追究，整个经济适用房分配模式面临重新设计。这是当地政府信用的尴尬时刻，也是当地政府与民众信任的危机时刻。如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许能够恢复经适房分配，但不足以挽回当地政府部门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是是非模糊，还是是非明确？是容忍秽恶，还是追求清明？是承担责任，还是无法担责？是无视信用，还是立诚立信？……政府无时不在考验之中，无时不在检验之中。丑闻令人尴尬，彻查才有望避免类似的丑闻。处理丑闻的方式，仍然是天下众目所视，人们也将读出其中的意味，是息事宁人，还是恢复正义；是得过且过，还是一查到底？

　　[现代快报再评]

　　湖北省6月发生的三起事件（巴东县邓玉娇案、石首厨师案和武汉市经适房6连号），在我看来，以这起经适房摇出6连号最严重最令人惊心动魄。武汉是副省级大都市，这种作弊是“一条龙服务”，从跨区的居委会、街道，到民政局、国土局、房管局、公安局，全部“失守”，或者说成了作弊者的“卧底”、“买办”，这与“三个代表”的宗旨和宣言完全是背道而驰呀。

　　我就想不通，这种千万亿分之一概率的现象，居然也敢堂而皇之地作假做出来，不怕天打雷劈，欺天欺心也罢了，不是欺人民太甚吗？赵高同志敢于指鹿为马，当然凭借的是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谅无人敢对他说不，可是武汉的作假者哪来这份底气？

　　报道说武汉市新闻办发言人，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打发掉了打算提问的记者。我相信这事不会就这样打发了， 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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